在剑桥的日子过得像小沈阳的概括：眼睛一睁一闭，啊哼，一天过去了。眼睛再一睁一闭，啊哼，仨月过去了。其实活动多得很，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是语言一有障碍，效率和智力都变得低下，大脑就会懵懂恍惚，记忆就会隐约苍白，时光也就显得像婴儿期那么短促了。才10月底，便是Hallween鬼节，刻南瓜，做面具，人心就有些浮动。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就到了美国独有的家庭大节感恩节，秋季学期末也就到了。

换了几种姿势，坐着腰疼、躺着头晕、趴着腿酸、仰着脖子僵，都没找到理想的看书敲字状态。一个北工大在GSD访问的学者告诉我，他已经把图书馆的多少书看过了——一两百页的英文书，一两个小时也就看完了。听得我目瞪口呆，一愣一愣的，暗自惭愧！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城市发展政策、规划与环境法规、重新定义城市设计、城市网格、波士顿移民史，几门课的阅读进度，于我就像兔子与乌龟的赛跑，指望靠打盹的机会赶上来是不可能的——尤其现在爱打盹的不是兔子，而是我，沾着英文的声儿影儿就发困。图书馆的书库现在连艳羡的份儿都不敢了。没办法，后宫虽然三千佳丽，可我只是那个太监哪！

我嫌书的字印得小，老查生字也不方便，就扫描翻拍一些放电脑屏幕上看，没想到常常看着看着，那些字儿就模糊起来，环顾四周，焦距也老校正不准。开始还纳闷是怎么回事，后来恍然大悟，嗨！这不就是俗称的老花眼嘛！真是少壮不努力，逝者如斯，不知老之已至矣！

2009-9-11

缅恩州的红叶出名好看。上周五是九月十一日，剑桥公地边已有一颗心急的大树率先换季披上火红秋妆，寓所客厅窗外的树叶也已开始镶红，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穿州过海，到最东北的缅恩州波特兰，一路却还没看到红叶。好在摆上晚餐桌的更加出名的缅恩龙虾，浑身通红，一人一只，可以弥补对见红的渴望。

这一趟叫Retreat，很早就发了行程路线和阅读材料，辅导员老Jim第一次请我吃饭也提过要到缅恩找个地方大家聊聊——但我还是在上岛的渡轮上，才搞明白为什么要大老远撤退到Potland 这个偏僻的Great Diamond Irland岛上。原来Retreat叫后撤，也叫潜伏静修，是宗教的闭关修行在现代教育中的保留延续。查尔斯河畔的剑桥还是太热闹，树高草平的哈佛yard也好各个学校庭院深深的室内室外空间也好，还是嫌不够安静。Jim每年都要带着Loeb的十一二人团伙，撤上这个曾经是美军训练基地现在做为度假地的大钻石岛，住在估计是当年军官住的独户大宅里，做三天的静修，相互做饭，散步，聊天，谈心。

新英格兰殖民地风格的大宅，都有敞亮的入户门廊，摆着躺椅，供人打发寂闷。在Jim和Sally的主持下，我们十个家伙，围坐在门廊，面对门前寂静的草坪，开始挨个讲述自己的成长路程和专业背景故事。

深目钩鼻的Rob Bleiberg领导着一个叫Mesa土地信托的NGO机构，通过与土地主人的协议，拥有西科罗拉多和东尤他超过53000英亩(约200平方公里)土地的永久地役权，能长期保证这些土地作为自然栖息、生产农场、风景区、社区隔离绿带以保护这一地区的生活质量及科罗拉多西坡的独特风貌。

Donna Graves大姐是艺术文化遗产顾问和城市历史学家，帮助城市或社团记录和活化他们的历史，如二战间后方的妇女劳工史，以及正在进行的加州日本城的保护。

到过甘肃参加世行项目的Michael Creasey现在是Lowell国家历史公园的总监，曾是黑石谷遗产走廊委员会执行主任的他有丰富的国家公园规划管理经验，发展了一套吸引人们参与历史保护及园林景观阐述的办法，强调景观的整体保护和社会片段的广度揭示。

女景观建筑师Julie Campoli也是一些关于城市形态、密度、景观著作的作者，其中一些还是林肯土地政策学院多阶段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这位执业于缅恩州小镇的景观建筑师还活跃于一些大尺度景观规划和密度的咨询。

我们中间最年轻的Neal Morries，敦实勤快，快嘴利舌。他是在新奥尔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住宅和配套服务的发展商，对当地区划等规划法规怨言颇多，欲改写之而后快。

有长者之风的Gil Kelley则是前俄勒根州波特兰市规划局长，在任内的两个滨水开发项目中强调公众的可达、密度、混合利用、可持续性和绿色交通，他想探索如何如何建立一个“intentional city”（意愿城市？），让领导、开发商、设计师、市民共同创造好的城市空间。

娇小的Patricia Brown是《纽约时报》和《建筑文摘》的资深作者，她以旧金山为基地，关注文化景观、民俗建筑、人与场所的关系。近期则研究郊区人群的政治社会演进，以及中国的规划与历史保护。

建筑世家的Peter Stainblueck热衷于倡导城市的可持续实践，成功担任三届西雅图市议员，推动修改区划以创造更加宜居、混合和步行友好的城市，并有效促使一段分割城市的高架路的拆除。

同我一样属于海外成员的Jose Filippi则是巴西圣保罗都会区捷得马Diadema市刚卸任的市长。在他的三个任期内，市政工程师出身的他创造性地降低城市暴力、改造贫民窟、提升城市基础设施。

这里我只是把9个人的简历摘录一下。其实每个人的故事都很个人化很生动，笑声屡屡在我迷失语言目标时爆发，但我无论如何抓不住那些飘在空中的词句碎片。在周遭的寂静中我对那些乌鸦放肆的叫声印象还要深刻。

第一次知道这样的撤退静修。这一年对我来说就是一种retreat，举办城市建筑双年展，对快速发展的城市也是一种retreat。我这样开始我的故事，不过他们更感兴趣我这样的叙述：我生长于边远的小地方，在我上大学建筑系前，我从来不知道建筑师规划师长什么样……

经过前两天的摆摊选课，以及昨晚的开学排对，今天哈佛各学院正式开课，教授学生各就各位，立即进入了各自的教与学的角色。

这摆摊选课或者说课程检阅确实有意思，他们干脆叫课程选购日shoping day，真的让教授把自己和所授知识样品摆出来，让学生挑拣，也让同行过目。GSD第一天的studio或者说设计研究课摆摊最隆重，院长Mohsen Mostafavi专门讲话，十七个课程的教授都要在限定的20分钟内把看家本领和课程精华展现出来。作为知识顾客的学生也不能做挑剔的上帝，他们必须听完一个小时内做出选择，不上心也不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shoping就更热闹，摊子摆在一栋教学楼的中庭，庭院和四周二三层走廊包厢都是学生，还有电视直播。老师站在美国国旗和隆重的胡桃木装修背景中面对四面八方的学生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颇能体现这个学院强调的领导力和公共管理能力。

我粗粗一选，也有五六门之多。老老实实动手编了自己的课表。第一天就听了四门课。一早是律师教授Brian Blaesser的规划与环境法，八点半到十点。十一点半到下午一点是女教授Susan Fainstein的城市干预的历史与理论，人气很旺，阅读书单也基本把规划经典从霍华德孟福德到简.雅各布斯一网打尽。在chaohause餐厅吃过三明治，带着没有午睡的疲倦，又去给我们辅导员Jim Stockaud的美国住宅供应系统课捧场，本来听一小时就走，结果让他的美国住宅基本概念和小测验给吸引住了。比如小测验让我们大胆估计美国一年的住宅新建套数、分别由盈利和非营利机构开发的比例、均价及住宅自有率，还有对地产暴利、贫富分区、郊区蔓延等问题的对错判断。被耽搁的第四门课就更有吸引力，由哈佛规划首席Joah Busquets讲走向21世纪的城市和开放领域的设计，用了他多年收集的十线案例，通过书写、阅读、演示和设计等作业和论文，来拓展对城市的认识和设计技巧。

第一天四门课也只是听个大概，海量阅读更是头大腰疼。Loeb Fellow重视的提高leadship的课还没选，对了，还有剑桥另一边的MIT，听说规划力量更强，嗨，还没来得及去选呢！

来剑桥十来天，过起了和“深圳速度”截然反差的“慢生活”。每天交通靠走，一天基本只办一件事。今天认识一个超市，明天参加一个活动。办学校id卡、社保卡、医保卡、电话卡、银行卡，都是逐天来。给孩子注册学校、英语测试、打疫苗，不但要分次做，而且要提前预约。打个预防针，都要预约到九月底。连学校开学要求有打针纪录都不管，说是开学前小孩多忙不过来。我们都怀疑这里的医生护士半天就打一针，否则这一扎就行的事儿，整个医疗发达的波士顿还应付不了这些个入学新丁？

哈佛的传统倒是高度重视新丁。他们叫新丁作freshmen，把古木参天绿草如茵的哈佛老院周圈的精华建筑都给新生住，包括最老的底一二层作为校长办公室的麻州大厦的上层。这一下子把新鲜热辣的后生泡到了哈佛三百多年的老汤里，自豪感认同感顿然而生，衣钵也好薪火也罢，自然就会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了。哈佛能建造维多利亚哥特教堂式的宏伟建筑来纪念南北战争中死亡的哈佛儿女，也体现出这所以捐赠为主的私立大学对学生的重视。

哈佛的资源真是让人头大。上网吧，海量信息目不暇接，可惜老眼昏花已经过了冲浪年纪；到图书馆，光GSD的Loeb图书馆里的专业书架，已经让我腰酸腿软。我只好跟儿子说，趁你身子骨还好，赶紧去看这些书吧!我已经过了看书的年龄了，虽然当年在县城新华书店也能一站半天的。就是选课也让我心烦，和上超市一样，太多选择反而无从下手，偏偏他们还专门有shoping day让教授开学某一天摆摊给大家选课。

刚来一周的酷暑，转眼变成秋凉。上届王林给的建议是，先别埋头在那些不见得有用的提高领导力的课程上，趁波士顿短暂而美好的秋天，该上哪就上哪。等冰天雪地的寒冬来临，哪也去不了，再读书不迟。这真是过来人言，中肯得很。何况，行万里路，就是读书啊。

这不，今天被安排去Newport与Loeb基金捐赠者的第二代John Loeb吃饭并参观那里的爱国教育基地犹太礼拜堂，就好好地上了一堂美国建国及早期犹太人的历史课。

前年尾去年初GSD博士刘珩带哈佛教授Margarete找我聊城中村话题时，就提到Loeb Fellowship是一款非常合适我的进修方式。我想起六年前明尼苏达的卢伟民也和我们提起过，只是当时不太在意。现在到了各种危机高发的时段，有个新大陆的桃源可资喘息充电，却是不容放过的机会。当时刚好错过08年度的申请，只好强忍到今年。我甚至连陇南支援震灾重建的机会都申请去，为的都是尽快从深圳高速运行的经济列车上跳下来喘口气。得到Margarete和老马老库等人的推荐，经过Loeb Fellowship强大网络接二连三的面试，我成了09年的Fellow，可以携妇将雏，来到查尔斯河畔的剑桥，做两个学期的修士。

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合适的姿势，躺在Stroebel House的阁楼上，记下这次不可以更远的西行。

这里不仅是东西方以及12小时时差的时空反差，更有诸多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习俗的反差。跋涉24钟头，18日夜晚到的波士顿。第二天一大早起来，阁楼窗户外的景观就是一种反差：三份蓝天，五份绿树，剩下两份是蓝天之下绿树掩映的房子——如果一幅图片经过绿坝软件的检查计算得出以下比例，那么绿坝也可以附带向大家介绍什么是健康自然的居家环境。

当然这里也不是什么都好，至少这两天的天气和房子里头，都比想象的热。

Mt Auburn街上的这栋独立住宅，还住着几个同班的家伙。一楼是巴西Diadema市曾经三任的市长Joes，提早一月来熟悉情况，殷勤指点帮助初来乍到的我们，我叫他周市长。住在后院的是开发商代表Neal。这两天都看见他一家在忙着收拾装修，还为我们整理一个开会和烧烤的场所——一看就是一个从小在车库和后院捣鼓的美国劳动人民。所谓的开发商，不是我们熟悉的只给富人盖房子的任志强之流。尼尔主要给新奥尔良的飓风灾民建低价住宅——05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社会、生活与城市的重建正是美国学术界关注的课题，我在0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就看到这方面的研究。

这几个月饱受腰腿疼痛、推拿治疗以及工作的三重折磨，几乎没有时间和状态来写东西。现在躺在波士顿的阁楼上，将电脑悬挂在胸前的半空，我终于有了时间和合适的姿势，来记录记忆中值得记录的一些东西。

推进设计标准准则和招投标新规定、参与筹备双年展、参与深圳世博会项目的再申请、策划设计中心和深圳奖、促进后海中心区应用参数城市技术、以及例牌的办理城市设计和建筑管理业务，这些都是我最近的分内工作，就不说了。七月初去了一趟粤西的阳江和茂名与规划管理机构作交流，对二三线城市的规划建设有些了解和感受，倒值得一记。

二三线城市规划建设有如下令人担忧的特征：其一，城市化的动力和路径不清晰，仍然依靠外来的工业化和地产化大项目，而忽略辖区内在的个体化的城镇化资源与力量；其二，城市规划建设简单向一线大城市学习看齐，缺乏对自身资源及特点的认知和保持与延续地方性的自信；其三，缺乏足够负责任的规划建筑与景观设计专业服务，建筑风格欧陆化庸俗化倾向严重。

到阳江特地见了阳江组的郑国谷等人，一帮植根家乡却不为家乡所知道和理解的国际当代艺术家。他们在油画、书法、装置直到建筑上自得其乐地玩耍，甚至将一幅电子游戏的截图变成了一组庄园建筑的平面布局。这件与游戏同名的《帝国时代》庄园，疯狂且风雅，肆意更诗意，我预见将会成为这一地区的旅游景点。

一个多月前小小西行的事情已经难以一一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段西行，却因为有一路的字画作注，还能看到当年是如何在丝绸之路上踯躅而行增长见闻的。

中心失落

深圳中心广场水晶岛概念设计竞赛五月份截标后就等着评选。起初觉得Steven Holl比较合适当评委主席，但他没答应，倒是想当选手。鉴于这次有OMA、Vanoli、Nocs等等大腕参加，延了一个月时间，六月中请到了新的评委阵容： Thom Mayen（评委主席）、MIT建筑学院院长Adele Santos、哈佛规划教授Joan Busquets、Studio 8 的Cj Lim、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朱竞翔，同时邀请了规划局代表及其它专业的专家。

总共32套方案。按任务书要求的广场地下空间方案、水晶岛标志物概念及广场改进建议三部分来统计，喜欢地下空间的建筑师最少，只有9个方案；标志物最吸引人，所有选手都冲这个来；另外16个方案考虑了大广场的改进。

先是集体观看规定每个方案5分钟的多媒体文件。所有方案看下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搞得大家都比较沉闷和失望。

拿片子形式说吧：更多的文字与解说都用中文，只好让国际评委当原版外语片欣赏了；还有一些只是将文本通过投影逐页翻看一遍；有一部星球大战风格的动画栩栩如生地描绘标志物自太空降临基地，倒是让评委开眼开怀产生了笑场效果。因为建筑师对多媒体这种表达方式的理解和运用的差异，反而制造了对方案理解的障碍和差异，对专业评委来说应该是一种多余的成果表达吧。

片子内容呢？林林总总，千奇百怪，计有：超级水池、巨“人”建筑、大圆圈、飞船、摩天轮、蜂巢、大花瓶、定海神针、福星高照、五颗五角星、龟壳、呼拉圈……所有这些对标志形式所作的挖空心思的象征阐述，都令人哭笑不得。

从大家对片子的初步观感看，所请的大牌评委似乎都成了牛刀，要杀的原来仅仅是一群草鸡，也不知道可以给那些猴儿启示？

汤姆队长带领牛刀们忙乎到第二天，讨论焦点基本集中到一个方案上。投标结果，地下、标志物和广场三项的第一名都是三号方案。看来这个三好方案给了牛刀们一些用武之地，前一天冒出的失望终于转变为发现和解读的兴奋：用广场周边轨道交通任意两个节点间的直线连接来作为地下空间最低开发规模的策略；用圆坑的“空无”来解决大多数人理解为实体的中心标志物；用圆环的空中步道作为广场的漫步系统和一种区别于大多数垂直地标的水平方向的景观；方案有很好的灵活性来调整实施……

当这个众望所归的三号方案被工作人员揭晓出作者：OMA+都市实践Urbanus。汤姆为首的评委发出连连夸张的惊叫——这个与老库有关联的方案肯定是令评委们百感交集滋味特别。地方报纸被发动起来宣传这一设计之都盛事，老库的搭档Ole Scheeren向媒体讲解方案的大幅照片被登在商报文化版的头条——深圳娱记显然缺乏职业嗅觉，作为张曼玉男友的Ole在深圳获此殊荣并公开露面，这也该上娱乐头条才对啊！

经过后来的认真学习和深度讨论，我还是向他们提出克服其方案存在的概念化和形式化的调整建议：其一，以地下空间按直线捷径发展的逻辑，从市民广场车库穿越深南路到南中轴地下商场应该有直线联系，尽管这一联系作为南北中轴线的部分会从形式上显得对称老套，受到原方案反中轴对称角度的的刻意回避；其二，这条地下中轴捷径，可借助今年底深港双年展在市民广场车库的举办，扩展延伸成为方案中建议的创意/设计中心或走廊，而原方案生硬植入缺乏理由的西北东南方向斜穿广场地下的设计中心就可以被取代；斜穿式设计中心被取代后，为使其成立而在广场西北及东南两角所布置的建筑群落也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转变为：在广场上增加建筑应该是什么样的尺度和布局形式？如其在广场上随意布置三十多米高的“城中村”模式的建筑，不如沿广场除北边市民中心之外的三边布置高层建筑，底层为广场提供相互连接的配套服务功能，顶部高层则提供中心广场新的围合界面和使用空间；新建筑的加入又为环形连廊提供了存在的意义，和圆环连接的向外以顺时针切线角度的连廊也可以变得更加有实际的连接功用，而不是光有形式感而使其一头悬空，没有着落和交代。

二十年前我从黄山赶回空空的校园，也是一头悬空，没有着落。在跟家里报过平安之后，我就在一些空空的校园间转悠，包括空空的北大及其三角地，得到一些零碎的信息，如清华死了四个学生什么的。我想过到校外的菜地或大钟寺农贸市场进些新鲜菜瓜去摆个摊养活自己，也试图在高校间流窜以便泡个妞儿打发寂寞的青春。那时候半夜三更骑着破自行车穿越北京城，被戒严士兵拦下来也没有丝毫被流弹误伤的担心。就这么失落地熬到六月下旬，我想去远处走走了。

六月之初，春夏之交，深圳前两届双年展总策展人都来了深圳。马清运四日和七日来，张永和是十三日来，都被约来和深圳规划与建筑设计界人士一道，商谈深圳筹建的设计中心和设计学院的可能。当然另外还谈到老马创办的中美学院最近组织的美国各高校关于中国城市与建筑课题的联合展览，以及越来越热的参数城市Parametric City在深圳的可能，还有MIT帮新加坡筹集第四所以设计创意为主的国立大学对深圳的启发。五日深圳市长许宗衡被双规和各种传闻自然也成为话题，当一些关于规划及双年展主管领导的谣传被澄清时，仿佛代表海外关注此事的张永和极大地松了口气——是啊，深圳还不至于让大家失望得太严重。

当然也是春夏之时，当年我正在黄山上，下午忽然从店家收音机的美国之音获知，首都已经发生流血事件。我们带着情绪在山上乱喊一气，最后当然还得按计划饿着肚子走完黄山通常两天游览的路程——因为我们没钱在山上吃住逗留。从后山云谷寺下来，天都黑了。回到山前的汤泉镇，一时找不到摸黑进住凌晨离开名字都没记住的那家家庭小旅馆。疲惫不堪地折腾到十点多，最后才找对旅馆。主人煮了一锅稀饭，端出一碗咸菜，让我们三个一天没吃正经饭，靠零食充饥山泉解渴走了几十里山路的饿鬼充饥。我们吃得稀里哗啦淋漓尽致——我至今仍觉得是平生吃得最香的一顿稀饭咸菜。

我们还是赶往最近的火车站，从一个好像叫什么岩的地方，一路扒火车辗转回京。我们应该是误判了形势。越近北京，车厢里的人越少，最后火车把仅剩下的我们仨送进了军队驻扎的北京站。老顾直接回家，我和华明从地铁西直门站出来，发现没有公共汽车，只好步行回清华园。这时我才仔细端详到北京的样子。这一天应该已是六月七日下午，没有太阳，大街上也没有行人，除了我们。行道树上不知何人何时扎上一些白纸花，一些损毁的军车还在街道中央。一辆三轮板车从后面出现，追上仿佛走在死城里的我们。年轻的板儿爷问清我们的去向，招呼我们上去，主动要送我们一程。记得一路都无话，默默地，走回空空的校园。

黑马正在出现吗？

观澜版画基地美术馆竞赛结果5月13日出来，听说是两个名不经传的年轻人拔了头筹。这可算作是我们倡导招标竞赛改革开放结出的一枚小硕果。这两个以个人名义免费提交的方案，被Ralph Lerner任主席的评委会（其他成员包括在清华教书的Terry Curry、在港中大教书的刘珩、欧博的冯越强、柏涛的赵晓东、文联的董小明、清华美院的一位老师以及区、局代表）从19个匿名方案中选为第一名，都市实践得了第二。扎哈哈迪德和蓝天组也都来报名而且成为邀请选手，但蓝天组中途退出了，扎哈放之四海而皆可的菠萝蜜造型方案则由于缺乏对地段的特别响应、高超的造价而被评委所放弃，尽管听说扎哈也特地来看过地段。

就方案而言，这个第一名还是干净利落的。美术馆如一本打开的大部头书本，横着倒扣在两个山丘的心口位置——如果把这山丘比作女性胸脯的话。书本覆盖的下方，是一个宽敞的灰空间，口子对着旧村留下的碉楼和一排老房子——新与旧、村落与山丘，就这么通过巨大的折板建筑及所覆盖的公共空间发生了关系。方案的表达和思路一样的简明清晰，包括作旧的废金属质感的模型，让熟悉的人想起都市实践的一些作品。

都市实践走的却是另一方向，以旧村为起点和中心，将新建筑化整为零，衍生出新的村落型建筑与空间。新村落范围轮廓如胚胎，一个以旧村落为基因培育的新生命。相对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这样的策略，这对深圳所剩不多的农耕时代老村落的再生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尤其那个形状已经模糊的客家风水塘，被新建筑围合并重新界定出清晰的半月形，犹如残缺的铜镜得到合适的映衬，焕发出应有的完形和精气神来。

我恰好也有机会去了趟观澜版画村，深为客家老屋被收拾整理成版画制作展示空间所焕发的精气神而感动。在聚落感很强的老村里，其重点是延续和发展这样的空间脉络还是植入新标志建筑？

当然还要尊重评委的选择，虽然我不理解评委认为这一方案外观封闭这样的评语。但如果我们连评委都不能信任，对于竞赛结果的选择来说，我们还能信任谁？所以既然评委选择的结果是新人，我们就应该顺其自然把这次竞赛当成深圳设计之都让新人脱颖而出的绝佳案例和机会，通过媒体广为宣传。

后来知道，这两位年轻人都是中建国际的。中建国际受邀与香港凯达联合提交了方案，两位年轻人以个人名义也提供了方案，这是否违规？又有人提出评委中有中建老总的亲兄弟，是否也有嫌疑？ABBS网站上为此展开了骂战。

我觉得，对于一个开放竞赛和真正有眼光的评委来说，一家机构是否多提交方案并不能构成对竞赛公平性的损害，因为这不是博彩靠概率取胜。而评委的避嫌范围其实也是很难界定，圈子太小，同学同事之间还有死党或者对头呢！所以要靠一定数量来自各方的评委来对冲平衡掉可能出现的个别偏差。

事情下一步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宝安区政府能否真正立项筹钱来实施这个项目；其次取决于中建国际，是将其囊入公司业绩之一引起进一步的负面评价，还是将公司和这个城市都视作扶持年轻人开创事业的孵化平台，从而成就一段黑马佳话？

确实是得为年轻人创造机会了。一恍二十年过去，我们得承认已经老了。那时我们也年轻，也想有机会做些什么。知道倡导改革新思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要访华，北京高校一些年轻人就提前两天跑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后来又听说一些更血气的开始绝食。这些年轻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开始是怀念胡耀邦并为86年他的免职和学生运动要个说法，后来是为了被定性为“动乱”要个说法，再后来，比较普遍的是反官倒和要民主自由的诉求。但作为个人，我始终没看到更具体的组织和纲领，只不过既然周边的同学都去了广场，有谁又能例外呢？那怕来看看场面，陪陪同学，帮着维护秩序。按惯例在大会堂东门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只好临时改在机场，据说检阅仪仗队时，戈尔巴乔夫走着走着发现脚下的红地毯铺得不够了。也不记得两位改革的共产党总书记谈了些什么，有印象的是我党的总书记面对电视介绍了目前党的最高决策还是来自小平同志。几天之后的凌晨，这位总书记来到年轻人日夜聚集的广场，发出“我老了，无所谓了”的感言，劝说绝食一周的年轻人保重身体，好好活着。

一桌人环坐聚餐，我提议，每个人说说好城市的关键词或关键句。

阿玫先说，是“尺度”，这是建筑学专业的。阿捷说是“运作”，可见她对规划的协调和实施感触良多。老闫说是“开放”。广俊说是“文化”，同济规划的难得选这么专业以外的词儿。明哥说是“宜居”。林妹妹说是“继承”。小绵羊说是“活力”。学计算机的小彭说是“以人为本”。最近要过来兼顾帮忙的阿彤说是“适应性灵活性”。小郭说是“友好关怀”。刚从伦敦回来不久的新动力小徐说是“归属感认同感”。阿红说是“和谐”。小韩说是“特点”。大伙都把词儿快用光了，最后轮到我，我说最近腰不好尤其关注行走，认为“可步行”与否是衡量和体验城市的关键。

将这些词儿用英文对应和固定下来，分别是：scale, performance, open,  culture, livable, context, dynamic, humanity, flexibility, friendly, belonging, harmony, identity, walkable.

我说难得你们整天和规划成果打交道，不将规划文本里的功能合理布局有序几轴几带几中心说出来。反过来说，我们每个人对城市的认识和期望都是具体生动的，为什么一做规划就那么八股教条？看不出那些颜色和图表跟真正的城市与生活的关联呢？

我关心的步行，在这一天，和过去的一些天发生了关联。其中90年前的这一天，北京几所学校学生分头步行到天安门前，抗议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继而步行到赵家楼胡同，私闯曹宅，痛殴国贼。自后引发了以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前段董豫戆来深，也说到中国文化历经焚书坑儒、外族征服，但从没象五四那样，由知识界内部自我否定自身文化。近读许纪霖在《读书》上的文章，谓五四知识分子具备世界主义浪漫情怀，追求的是的世界大同的普适价值和公理，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这种世界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和数千年中国人“天下”观念是否一脉相承？

70年后北京学生仍和当年保持着一些关联。我记得当四月二十七日一整天的徒步归途中，分手的学生都纷纷约定五四再见。随后的五一劳动节假期，我和阿朱、袁仔去了山西大同和五台山，走访那些教科书上记载的古建筑，象最大的北魏云岗石窟、最老的唐代南禅寺木构佛殿、最高的辽代应县木塔、最险的浑源恒山悬空寺，当然，还有被梁思成林徽因传奇般发现的最具唐代气魄的佛光寺。我们开了学校学生古建调查的证明，五台山如林的寺庙都可以通行无阻。那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旅行，但我们没有流连忘返，还是从忻州赶路，坐夜班火车回京，去见证五四的约定。

赶回学校正是早上，听说人们已经出去，我骑上自行车就追赶。大概在中关村友谊宾馆附近，我追上了队伍的前头，正好看到几排武警组成人墙，要阻挡学生的前进。我把车仍到路边，加入了人群。人龙遇到人墙，双方也不打话，各自紧扣胳膊，积蓄力量。人龙的力量来自于人流源源不断的汇入、加密和暴涨。是的，面对几排绿墙的阻挡，联结在队伍前头的我明显感觉到来自后方力量的暴涨，并在窒息般的挤压中拔地而起，队伍象受潮膨胀的木地板一样隆鼓起来。武警坚强纠结的臂膀徒然松开，绿墙垮了，人流一时开了花似地漫卷，然后向前涌去，留下一地的鞋子。

那天鞋子被踩掉的我，估计是胡乱捡两只套上再走的。至于跟着走了多远，还是骑车跟着走了多远，还是隔几天再去取的车，我则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路与走路

关于走路的名言，如“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又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当下深圳城市里，恐怕要改成“城里本有路，走的车多了，人也就无路可走”，或者“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两者情形，分别有不可行走的深南路和人车冲突强烈的华强北路可以作为例证。

作为华强北片区的居民，我亲历华强北从工业区干道到商业大道的各阶段变化，觉得好几次的环境整治立面改造都没有触及华强北的焦点矛盾：节假日尤其汹涌的人流与无法取消的交通主干道车流的冲突。

既然让谁无路可走都是不公平也不现实，那么人车平交带来的冲突，就需要立交方式来解决；既然让车离开地面往上或往下走都比人来得复杂和昂贵，那么让人上天入地来过马路就是一种理性选择；既然要双腿爬上爬下为轮子让路会让人怨声载道，那么补偿的办法就是让地道和天桥扩展成商业服务的自然延伸，让逛街行为的舒适和连贯不因过马路而中断。这就是华强北立体街道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还基于这样的事实和感受：华强北已是世界电子元器件最集中、人流密度最高、天上地下空间拓展需求最大的街道之一；华强北电子市场间大量依靠小平板车做货物交流，极需要不用翻越车道栏杆和各种台阶地道的便捷联系通道；有一次我在华强北曼哈商场二楼，看到对面贸业百货，即时产生了从空中逛街过去的需求。

当然这个立体系统的建设需要契机，目前擅长并反复多次的交通景观综合整治及“穿衣戴帽”工程并不能容纳这种系统思维。五年前听到区政府在支持发展商开发华强北地下街时，我就想得赶快借这个机会系统解决华强北的问题而不只是修一个孤立的黑匣子作地下街，所以修地下街同时要顺便修地下共同管沟为华强北市政升级扩容、让地下街连接两侧建筑地下并通过下沉花园引入阳光空气和人流、将通风口出入口电梯亭等地面设施与公交候车亭书报亭小吃摊贩整合成设施/商业廊、由设施/商业廊衍生成二层过街和商业系统……这一想法得到张永和的肯定，他关注到的是通过设施/商业廊将超宽大街缩小对当下中国城市超尺度空间的积极意义，因而坚持在首届双年展上展览，并推荐参加了07年伦敦V&A博物馆举行的“创意中国”展。

随着地铁的加密，华强北地下日益宝贵，市政府终于将华强北地下空间开发提上议程。尽管有了以上设想，仍然需要更具体的设计，于是规划部门组织了华强北立体街道城市设计国际咨询。

因为是开放的竞赛，邀请和没邀请的都有参加，交了十四个方案。四月十八十九日，新加坡国立大学规划学院院长王才强任评委主席，带领崔恺、严迅奇、FOA合伙人Alejandro Zaerapolo、朱荣远、日本设计的冈田荣二、赵晓东、规划局徐荣、福田建设局罗允群八位评委，以及港大杜鹃、港中大廖维武、交通中心李锋、市政院王立新等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讨论和评选。

在喧哗与夺目的第一印象之下，褪尽渲染之图文故事，所有方案的对策建议都可以还原到街道剖面上。这个竞赛实质就是华强北街道因地下开发而展开的重点改进行走条件的断面竞赛。在很多选手由于华强北的复杂多样而兴奋地畅想各种道路和建筑的改造开发时，评委比大多数选手都更准确地把握了题目的实质，在第一天就将很多提出下沉/阻断华强北汽车交通和有些跑题的方案给淘汰了（如港大城市设计工作室要在街区开辟螺旋道路、日本GK将人流架到15米高空上行走、局内设计把车道下沉后的地面空间变成集装箱的狂欢、兴趣点在城市形态和密度的MVRDV则对华强北路一断了之、南沙原创通过分析认为需要的是在街口竖立有电插头鼻子的大象标志而不是空中步道……）

“武汉有着浓烈的市井气，每个中大型的住宅区附近，一定有露天或半露天的大排档，吃喝用品一应俱全，也许看起来不那么现代和进步，可是那种每天帮衬的亲切，方便和实惠，使超市比不了的。在深圳生活这么长时间，我深深热爱这个城市，可不得不承认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市确实有它虚伪浮夸的一面。我相信在深圳生活的外来人口，十年二十年以上的越来越多，这些人在深圳的奋斗目标就是能把一家老小都迁到这个城市安居乐业。我想，深圳的所谓移民文化随着时间推移会成为历史，在这个城市成家繁衍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多，深圳也会有自己的市井气。有国际化的建筑，也有充满生活气息的排档，才是一个真实丰满稳定的城市。我在街上走得多，感受得到正在升腾的市井气，你们这些为城市做事的人，有空清晨也去街上走走，那种感受是在图纸上，是在考察借鉴别国他乡所没有的。”

这是一个非城市建筑专业朋友给我的短信，恰好和我最近在沙嘴城中村体验有同感，甚至启发我思考——现代规划为何缺市井气，市井气如何从规划角度提供可能性？——或者可以归纳为“市井规划”的命题。所谓市，是交易或获得服务的场所；所谓井，是因为日常需要而积聚交流的空间。所以市井规划，实则是关于街道与公共空间的规划。而市井气，则是在街道和公共空间基础上，通过人们自由与自发的活动所积淀和焕发出的草根特征和生活气息。

沙嘴就具备这样的市井气，她有开放和密集的街巷来展开各种商业服务，从夜总会到茶餐厅到各种夜市摊贩；她有均匀和多样的公共空间：一片荔枝林下日夜热闹的健身和舞蹈场地、一个有戏台和篮球成为儿童和年轻人乐园的广场、一个静逸的街心花园。甚至那个排档货摊和电动车搭客者集中的三叉路口，都是沙嘴最有市井气的公共空间。

沙嘴的村民房有良好的间距和齐整的界面，基本符合规划标准准则的间距，可以开辟很多8米和3米宽的纵横商业街。所有临街房子首层的檐口都增加或正在增加可以设置招牌和灯光并为行人提供遮蔽的挑棚，这一整齐实用的改造，不知是哪位村民还是商家的主意，是值得变成村民住宅乃至城市临街建筑的标准与准则条款。

走在沙嘴的街巷，从容观察那些空间和活动，发现几乎都是对头的，能被挑剔的毛病并不多，除了那圈分隔广场的宫廷府邸式的高大铁栏杆。

二十年前在北京学建筑时，虽然并没有这么明确的城市意识，但还是感觉得到北京城市性的缺乏。那个从金代就作为首都之一建设的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塞满了各种军队大院、部委和大单位。封建堡垒象征的城墙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二环大道带来现代化交通的同时，也带来反城市的隔阂和疏离。虽然来自于缺乏城市体验的小地方，但我还是把北京比作一个放大的土围子。

我们西北郊的每个学校都是一个大围子。平时进一趟城，先得骑车出校园，到五道口、中关村或圆明园门口去搭公共汽车，来回也得半天一天。所以除了去美术馆，也很少往城里去。

也许春天有些例外。一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北方的春天总有一股勃发和释放的劲儿。特别是校道两侧高大的毛白杨开始在风中颤动抽绿的时候，校园里的人就开始忙忙碌碌蠢蠢欲动。

这年4月中，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虽是清明节之后，陆陆续续从天安门广场就传来些动静。23日追悼会我是怎么去的广场，已经没什么印象，也没记得什么人招呼组织。美院的学生紧急画了胡的大画像，摆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更多的学生在大会堂东门，通过广播收听里面的追悼会。其实无心读书的我也无心了解政治，更不了解高级领导人的为人和贡献，最多是为这位受86年的一些学生活动连累的前总书记感到可惜而已。

我想大部分学生一开始也是从众和精力过盛而来到广场的，但人群的集聚形成某种气场和期待，像个广场派对一样。之前的春晚相声好像就提到何不将这个世界最大广场改成农贸市场。现在想来，这个调侃某种程度说也意味着非规划专业者对超尺度空间的批评与对市井空间的期待。天安门广场前身有官员早上等候上朝的千步廊，如果不拆除而是直接开放和加以利用，想必就是一步行街，和一些庙前摊贩或景点前的旅游纪念品街差不多。有哥们现场就搞起了行为艺术，拉起一布幅，再一刀一刀地挑破，撕裂和分解。从前面传来一波波的呼号，起初以为是朝站着的人喊“坐下坐下”，好一会我才听明白是“对话！对话！对话！”。又有一些涌动喧哗不时从前面传来，也是回到学校从传言、海报和第二天报纸中才知道当时有三个学生代表跑到大会堂台阶上下跪，要求对话沟通。

26日社论出来，将广场上的活动称为动乱。

偶尔轻度的失眠不是一件坏事。兴奋的神经游走在大脑皮层的各个角落，甚至把陈年芝麻谷儿都抖翻开来。

这一晚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翻烙饼时，想着自己今后因为腰腿毛病步行范围将越来越小，便怀念起那些无牵无挂自由出行的日子。特别是20年前的1989年，于我是一个出行特别频繁和遥远的年份。当时曾经作过粗略的统计：似乎一二月趁寒假与同学来过深圳，在罗湖老火车站边的餐馆打过一周零工；三月份和同宿舍的老夏想到北京火车站任意上一辆车做一次漫无目的的出走；四月底五月初和两位老乡同学去山西看古建；五月底六月初和同学窜到杭州与黄山；七月八月走了趟丝绸之路，九月底十月初毕业设计跑到中苏边境城市同江……当然还有那年春夏从西郊到北京城的一次次远足。

我属于容易健忘的人，经常有熟人跟我谈起昔日做过的事情，我却头脑空白一脸茫然。趁这失眠搅动起记忆的尘埃，露出陈年往事的蛛丝马迹来，我觉得是时候把它们追索出来。尽管我还在为现在和未来疲于奔命，不想这么快就耽于回忆之中，但我更害怕记忆褪色愈来愈重之后的苍白。

这事儿从三月份就开始进入大脑，挥之不去。但苦于我的治疗和工作，无暇开始。三月份住院时，经常到医院所在的沙嘴村散步，也特别想将在沙嘴城中村的发现和体会纪录整理出来，也是苦于治疗和工作无法进行。

今天做完治疗，又到沙嘴走走。这个清明没有纷纷细雨，是真正的清明天气，城中村里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一片生机勃勃。我想起上个月哈佛的Marco Cenzati教授跟我说城中村可能不宜称作village in city——我觉得他是对的——很多新规划建设的城市非常反城市，沙嘴村却是比城市还城市。

二十年前的清明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已经忘记。在这之前的一两周，老乡兼同学阿朱告诉我有个叫海子的写诗哥们跑山海关卧轨自杀了。在那个没心没肺的日子里，我似乎没受什么刺激。也许我会想，这种死法够绝，和顾城有一比，但对于诗歌又能怎样？那时我不关心诗歌，也不关心柴米和学业。我和宿舍的老夏在三月的某个周末百无聊赖得紧，决定做一个没有目的的出走。我们说好，拍拍屁股就出发，去火车站赶上随便一趟火车，坐到随便某一站，下到某个陌生地方去游荡。我们也没什么钱，决定出发前先到食堂买上一些薄饼，好带着路上做干粮。不巧的是这一天食堂没有薄饼卖，于是老夏就打了退堂鼓，我们的出行也就流产了。

以下是针对“椎间盘中央型脱出压迫神经”我收到的各种建议和忠告：

动手术——西医

点穴推拿——杨中医

放松推拿大腿筋——王中医1

补肾、注意腰部保暖、加强锻炼——王中医2

早睡，睡硬板床——王中医2的徒弟

休息、系统治疗一段时间，腰部不宜推拿，需要可腰部注射消炎药水——肖医生

戴特别腰围协助减轻腰椎负重——范医生

推拿针灸消除肌肉高压疼痛点——尹医生

放血——某护士

倒着走——同事

吃“独一味”藏药——设计行业协会秘书长

补血气——女建筑师

请民间神医——刘建筑师

当一只手被橡皮管缠紧，手背上的青筋被约束加上拍打而凸显，酒精凉凉地抹过，然后一支利针突入皮下扎穿血管，将吊瓶上的液体通过每秒两滴的速度注入你的体内——这时候你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遮不扣的病人——尤其手背上的胶布固定着输液的针和管，人也就小心翼翼服服帖帖了。

其实这时候才把自己当病人都已经有些晚。汽车都有定期保养制度，人却没有。也许人有各种假期，但不工作并不意味着可以让身体得到适当的保养。在西医制度下，我们都是蔡恒公，要等病入膏肓有了症状能让现代仪器记录检测，才知道自己是病人。那个讳疾忌医的故事，实际上还包含了“大医医未病”的意思。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在未病的时候也要去亲近医生。

当然问题关键是，到哪能亲近到能医未病的大医呢？

尹医生说现在的一次性不锈钢针越来越细没有过去粗银针好，但一次次在背上进针时我总是自然地肌肉僵硬——那种如芒在背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也许一把大锥子扎下去还痛快利落一些。

十来根针扎在腰腿脚上，最后一根总是在屁股上扎下去，再转一转摇一摇，霎时所有的针成了电线杆，一股酸麻电流在针间传动——这就是无法用仪器观察的人体经络。

医生真的给那些电线杆接上电线，开关一开，我的扎针穴位就一下一下地跳动。一开始吓了我一跳，以为有人在我后脚上打拍子，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脚通了电在跳。于是每次都觉得自己像个被实验解剖的青蛙，没头没脑地受激抖动，极端的无助。

趴着，腰腿上插着针刺，像个刺猬。这时候最怕天花掉下来，或火警什么的大家要紧急鸟兽散。每次小护士拔针，我都一再核查：真的拔完了吗？她总是肯定，直到一次拔完针我翻起来活动身体，发觉腿有些疼，转头一看，一根针还插在足三里穴位上。小护士过来也为这一疏漏紧张坏了。另外一个年轻医生告诉我，还有病人带着针回去，睡觉才发现的。看来我还幸运。

三周治疗下来，和原来一样。领导也纳闷，就是给瞎子按两下都有些效果啊！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接受和习惯这一突出现象。好在通过这段治疗我较大的收获是得知椎间盘一般不会加重，随着时间人体水分变少里面髓核会越来越干涸，也就不会制造更大麻烦。

在医院旁小食店吃早餐时，一只猫走近来，坐在地上开始梳理皮毛。它一会儿将头扭到身后用牙齿推拿自己的尾巴，一会儿又弯腰勾头用舌头按摩自己的腹股沟。本来就噬脐莫及的我，这时腰板僵硬、神情艳羡地看着这个腰身如此灵活传说有九条命的家伙，觉得它是来给我示范、警示或者嘲讽。同为脊椎动物，我们却非要将这幅骨架竖立起来使用，除了增加超出设计之外的垂直负荷，还喜欢将这骨架安放在凳子上久久不动，让某些环节承担持久的应力。最终这些环节的突出裂坏，只能说明——造化给我们设计的骨架，还不能适应我们的习性。我们只能反过来，改变一些习性去适应造化的设计。

几年来隔三差五的腰疼不发作了，变成四五个月来的走路腿疼。腿疼发作的步行范围渐渐从千米缩短到百米，已经难以支持到停车场的走路接驳距离，以及看展览式的漫步，也突破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界限。

于是四周前决心去看检查。CT报告出来，中央型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医生的建议非常明确，手术。只要拿掉图像显示的膨出、脱出以及钙化的部分，就能手到病除立竿见影。既然如此，就做好准备吧，只是需住院十天的时间让我有些犹豫。

回来和个别同事领导提了一下，没想到各种建议都来了。首先说能保守就保守治，要手术也不去某某医院，敏感部位手术要慎之又慎。

接下来，是见不同的医生。凡西医的，看了片子，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手术。中医院的骨科掌门估计是中西医结合，建议也是骑墙式的，说既没保守治过就不妨先保守试试。但保守的方式却又五花八门。先一个病友介绍一个在圣慷堂坐堂的杨医师，在我腰腿部肘顶指戳，拍打点穴，操不易听清的江西口音，解释主要是几个穴位不通的问题，甚至顺便可以把其他的毛病也给点好——结果当晚我的腰就肿了。第二晚又去蛇口见另一个坐家的王大夫，他对着灯看了片子，抬我的脚觉得没有压迫神经抬不高腿的阳性反应，就告诉我腿疼不一定和椎盘有关系，现在越来越多人左腿有毛病，恐怕和开车时上下车门老蹩左腿有关系。于是他主要来松动我大腿前根的一条大筋，用手甚至是牛角，一轮一轮，搓得我瓷牙咧嘴痛苦不堪。第三天早上，又去侨城医院骨科看另一位王主任。他除了看片，还愿意切切我的脉，看看舌头，提出腰痛在于肾虚，然后给我开几副调理增强的中医。他的徒弟稍为给我放松按摩一下腰部，然后给我敷上热气腾腾的草药。这让我大感充实，前面两个医生的手法也就被这后到的草药覆盖了。

继续服药敷药一周多，还是走路腿麻，王主任独门的针挑也没见效。部门老领导将我的片子带到省中医二院，医生意见也是这腰太烂，不治不行，建议住院调理二十天。此前被介绍见我的岭南骨科泰斗原中医院院长也建议到他现在的医院系统治疗一个星期。既如此，不治也难得安宁，就在8号的周日下午，住到号称“岭南正骨”的小医院。

上来先是吊针水，甘露醇、醋酸地塞米松什么的，每天三大瓶往体内灌，说能帮助消除炎症和水肿，缓解对神经的压迫。普通人第二天就见轻松的效果，没在我这里出现。其它系统治疗包括：腰部中药熏蒸、腰部低频脉冲电疗、腰部膏药贴敷，喝中药吃西药片，以及特别强调的卧床静养。这些例牌之后，每天医生的查房也就成了例牌，那些据说把微软老总椎间盘治好的的主任医生们，面对我这个案例也拿不出什么系统和特别的分析来。

我卧了几天床，没见起色，反觉得腰粗脸大，腰椎负担估计又要加重了，而左腿益加麻软不堪负重。正在苦恼，院长来解释我的化验指标中血糖偏高，可能影响所吊药水效果，建议复查血糖问题。我有些不相信从来血脂偏低营养不良的自己会高血糖，可是年纪大了，什么可能性都得预着。

院长说我的椎间盘属于中央突出型，不能推拿。一开始下面医生开了推拿项目，我都自动自觉建议取消。几天静养下来感觉更加软弱麻木，想着也不能和推拿科白住一个楼层这么久，不如做做腰椎之外的敲打？

推拿科年轻的尹主任似乎知道我的疑惑与沮丧。他边按边开始宣讲他的观点：要学会跟椎间盘突出和谐共处而不是试图消除或复位椎间盘；椎间盘节点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全身系统问题的集中反映，所以从全身系统特别是与脊椎密切相连的软组织入手来清除代谢废物，疏通应激痛点，同时加强肌肉筋腱的力量，同样能达到治疗效果。

这位兼修心理咨询同时也努力用西医方法解释中医的医生，同时疏通我的经络淤塞和思想疙瘩，让我对椎间盘病痛有了克服的信心，真正贯彻了中医哲学式的“通则不痛”的论断。

土木再生获得深圳民政局注册，成为深圳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下面的二级分会，因为要和土木工程类组织区别，正式名字只好改为“重建工作委员会”，今后土木再生只能当外号叫了。

有人听到这个消息，来问我土木再生是不是被招安了？呵呵，这个环境把大家逼得凡事往坏处想了。

这个注册给土木再生带来的是什么？年后二月十三土木再生清朴落集会，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建科院叶青提醒了我们，有了社团证书，就可以在注册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来养活这个组织。我们赶紧让晓都会长回办公室拿来证书供我们瞻仰，上面写着申请注册时设计协会李良胜秘书长帮土木再生填写的业务范围：开展旧城改造、老村翻新、灾区援建项目调研与设计。我们简直是乐坏了，特别是老村翻新这一项，真是太有才了，一下子把深圳城中村的穿衣戴帽工程囊括其中，这可是很多规划设计院都没有列明的新业务。我们憧憬着开展业务后的美好前景，不能自已。但是眼前最为迫切的，是将校园竞赛设计方案付诸实施，并且发动更多建筑师加入对灾区的设计支援中来。

2月9日一早我们赶去上海，汇合评选主席矶崎新，以及从北京赶来的朱锫、纽约赶来的Hany Rashid两位专家，举行深圳深交所片区联合招标项目的最终评选。未能赶来的另外两位评委崔恺和马清运则提交了书面意见并部分参加了电话投票。评委主席矶崎新为了使评选结果能够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执行，承受着巨大压力来引导评委达成共识。评选总体设计第一名是Steven Holl的方案，各单体评选的结果则是专业判断和业主意愿间的折中平衡，其目的是争取业主来实施总体设计第一名方案的公共系统和整体效果。

这一夜是元宵节，北京的TVCC燃放烟花导致失火。说过解构与标志性（iconic）建筑是时候终结的矶崎新，又为库哈斯的深交所建筑选择了一个相互连接形成整体的周边街块城市设计。深圳能否从似乎寓意深刻的这一天，开始成为一个注重整体秩序和关系的城市呢？

新年过后的1月4日，深圳建筑师在城脉设计公司的召集下聚会了一次。我晚到了，走进中心区诺德大厦金屋菜馆金碧辉煌的房间，吃了一惊。巨高的椅背，围着巨大的圆桌，墙壁上挂着轮胎一番大小的金色算盘珠子。建筑师则像侏儒一样缩在这超大尺度的桌椅间。三围桌子也是隔着鸡犬不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远距离。主人请大家轮流发言，发言的人必须走到中间站着拿着话筒，还难以保证被大家看到模样听清观点——总之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超尺度建筑师集会——这和中国现代城市与建筑的超尺度倒是一致。

新年过后的1月5日，建筑师谢英俊正好在深圳，和我约谈。大部分时间在灾区的他，给我带来他在灾区的进展。之前我也看过一些照片，那些大山深处竖立起的轻钢屋架在冬日里熠熠生辉，最是动人。他谈起现代生态村屋已完全得到村民的认同和掌握，甚至在村民手里得到改进。尝到这一自己动手可建的廉价生态房好处的村民，甚至愿意向谢英俊的服务付费。而这些减少碳排放的房屋，如果能成千上万地推广建设，还可以打包来进行碳交易换钱。加上一些企业和慈善基金的支持，所以在谢英俊的协力造屋中，面临的困难还不是资金、观念和技术，而是专业人手的紧缺。所以他希望土木再生能在志愿建筑师的组织动员上给予帮助。而经济不好项目骤减的当下，如果设计机构不是裁员而是减薪，倒是可以将那些愿意的年轻建筑师派到灾区实习锻炼。我想起此前一天的建筑师豪华集会，虽然我也顺着社会责任这一话题说到了灾区及谢英俊，但要是早些知道谢英俊的具体需求就好了。

12.19设计之都座谈

11月份传来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设计之都”头衔的消息，虽然有些盛名难副，但作为激励和标杆，却是大大的好事。尤其在深圳招投标放到工程招投标平台按管理包工头方式刻板操作的今天，在一些政府部门及领导对设计方案采取低价中标采购的今天，在一些国际大腕方案普遍遭受深圳业主冷落的今天，这个“设计之都”的到来，对困顿焦虑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因而12月19日组织召开了城市与建筑设计界的“设计之都”座谈会。恰好前一晚见到侯瀚如，便把他也拉到了会场。

话题还是集中在开放竞赛门槛和促进设计创作上。哈佛系的刘珩和张之扬都代表小公司表达了要有更多参与机会的愿望，并得到领导的重视。刘晓都、余加提到吸引人才提高设计教育的重要性，本地大院代表孟建民和何昉则谈到本地的原创和流派形成问题。侯瀚如独辟蹊径谈论公共空间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