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参加过n多次国内国际评标，我觉得迄今为止12、13日深圳人才园的评标过程是最精彩的。

但这个故事的前面还有两条背景线索需要交代。

其一是近两年深圳市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孜孜不倦争取将管理职能向前延伸到建筑设计行业、规划设计方案招投标及建筑设计审查领域，在其努力之下，深圳市政府出台规定自2008年6月1日起凡建筑设计方案招投标必须通过建设主管部门属下的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工程招投标平台进行，相应的招标管理办法可由规划部门制定提供。在没有新的管理办法之前的这几个月，仍按工程招标办法操作的方案设计评标出现诸多问题：工程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信息除一般以商业方式拓展业务的有国内资质的设计机构会留心外，无法吸引国内资质之外的更大范围建筑师的关注和信任，一些油水有限的小项目甚至无法吸引到三家投标人的最低数量。评标也是用工程招标的做法：从一专家库中抽签确定评委，当场打电话要求评委即刻到达，之后交出手机封闭评选。评选也是以商务标为主的各种量化指标的填写和统计。这种以不信任为前提防止作弊的评选方法把大多数优秀同时也会繁忙的建筑师吓得避之不及。有些评标的电话可能从上午打到下午也没聚齐评委；有些评标干脆退而求其次，请不到建筑师请结构机电概预算工程师来评。这种方法操作几个月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业主和建筑师的抱怨都很多。

作为政府人事部门运作的人才园（人才市场、考试中心与人事办公）的设计招标按规定当然也要纳入这一招标程序中来。首先设计机构的参与是通过工程交易中心发布信息公开报名而来，门槛是方案及工程设计双甲级。他们拿来符合条件的20来个机构名单，看看也都是一些大设计院，似乎也没理由说不好。那下面的关键则是评选了。他们认同目前评选存在的弊端，接受规划部门直接推荐评委名单，把评选从交易中心搬到规划部门来进行。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人才园的另一个故事背景是其选址和设计方案的演变。说来话长，这一项目最早应该是在2002年提出，最初选址在深圳中心区中银花园北侧临红荔路空地上。那块进深40多米的长条地被绿化起来，不留意都以为是中银花园后退的花园，却不料还是1万多平米的建设用地，建一个4万来平米的人才中心是绰绰有余，搭个天桥跨过红荔路往北就是莲花山公园，给人才们疏散休息也挺方便。虽然我主张中心区沿红荔路面向莲花山的建筑应该整合在40-50米的高度，两端转角处则可放宽成把门的塔楼。但是为了让建筑师有充分研究和表达的余地，我还是建议先做一个概念竞赛。包括马清运的Madaspan和都市实践在内的十五六个设计机构提交了作品，正值2003年春天SARS流行没人敢出门旅行，我让操办竞赛的水晶石公司帮着张罗了一场特别的网络远程评标会，美国的张永和、北京的崔恺、南京的柳亦春和深圳的评委一道，通过网络视频和电话进行了评议和投票，决定了进入第二阶段的5家设计机构。

5家设计机构正式竞赛没完成，这一选址因为需改变原法定图则规定功能和强度而遭到了深圳法定图则委员会的否决。规划和人事部门只好接受这一以非政府机构人员占过半多数的委员会所做的决定，重选选址到深南路边竹子林车辆段与福田汽车枢纽之间的绿地里，以人才公园的方式复合使用这片绿地（保证85%绿化覆盖和开放），并得到法定图则及规划委员会的批准。2004年新的竞赛直接邀请前面筛选出的5家机构来进行，一个从北侧深南路绿地直接起坡升起成为折面斜屋顶绿化、南侧则为简洁建筑立面的方案得到评委青睐和业主认同，建筑师是矶崎新事务所出来的年轻人助冈川。助冈川和北京院深圳分院合作都画到了施工图，中间周折不断。2006年人事部门领导更迭，新领导无法接受那些绿化折屋面看起来像长了青苔的隐性战斗机F117那么古怪，助冈只好另起炉灶改成公园/一级绿化屋面/办公板楼这样中规中矩的布局。不料这一项目在投资方式规模和产权上再次发生变数，在将公园和人才园作彻底分宗之后，业主部门最新的想法是重新招标。

而招标，也正面临着新招标规定的变数。也许是和这个项目的缘分吧，不忍心让那种封闭式评标法毁掉这个项目，所以建议业主方从那个封闭程序中解脱出来，请出吴家骅（深圳大学）、汤桦（重庆大学）、余加（中深建筑）、李念中（清华苑）、孟岩（都市实践）、钟兵（城脉）、张之扬（局内）、冯果川（筑博）这样的老中青豪华阵容来评议所递交的19个招标方案。

评标一开始，来服务的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还是按照他们平台的规矩暂时收掉评委手机。老愤青首先提名年富力强的李念中当组长并在李念中的一再推辞中获得通过，后来证明这是一项非常英明的提名，因为这个评标的组长必须具备超常的抗打击能力。

在业主介绍完标书要求后，我提请评委注意地段特点及城市设计的关注点：与以北的一层皮办公塔楼群形成反差，以南这段以汽车枢纽、地铁车辆段、未来污水处理厂及一些绿化等市政公用设施为主（可惜了这样的滨水土地用途），是目前深南路与深圳湾距离最短的一段，也是城市与海及红树林发生关系的关键通道。

也许和这一宏观提醒和认同有关，大家先从布局上来评价方案，相对集中紧缩让出空地或通道的做法，比硬撑或死堵整个200多米长边要受欢迎的多，前面几位发言似乎都挺有共识，缩小范围锁定目标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差不多是最后，孟岩开腔了，把刚开始获得好评的方案一一给毙了——“这种方案如果评出来，就不要说我是评委。” 他提醒大家注意建筑学的评价标准。也许和他参加过前面的设计招标有关，他对这一地段和项目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把大家从就事论事的评审氛围里解放了出来。

按计划下午的初评还是要缩小方案数量。投票统计出前六名，立即有评委对入围和淘汰方案的设计能力是否得到合理评价提出了异议。晚餐的时候评委争论更加激烈，据说从方案争到主义，老愤青跟前的盘子都差点飞向他的舌战对手。后来，主张不评派人数高达六人，对希望履行职责完成任务的评委组长等少数主评派构成极大的打击和压力。陪着吃饭的业主看着评委你来我往地掐架，最后的结果居然可能是流标，都慌了神，到处打电话搬救兵来劝说这班疯狂的评委。我十一点多接到求援，赶过去正好十二点，碰到评委们正要撤离饭厅。幸好他们已经从招标法规中找到一条建议从而达成了共识：如果评委认为方案对标书的响应不够理想，可以从中选出部分机构再做一轮方案。而业主也接受了这一折衷做法。

第二天上午的评选就和风细雨多了。大家重新换角度评选，投票出有潜力做第二轮的设计机构，再对新的入围方案逐一评点，并为再做一轮应该重点注意的因素做了总结：如要创新解读任务书、要考虑城市和深圳湾红树林间的沟通联系、要真正的生态技术、要有南方地域特点……

中饭成了总结会。我说虽然没有按预期评出成果，却有意外的收获，因此还是一次团结胜利的评标。最关键是业主也高度开放地认可评委负责的做法，高度接受评委的建议和高要求。这也是我碰到的最周密和虚心的业主。评标之前业主所有中层以上领导干部集体去看现场，到规划局看城市仿真系统，了解建筑的评判标准。评标中两位业主总是精心倾听，然后向当天晚上再次赶来评标会场的全体领导班子报告专家意见，集体讨论业主第二天的投票方向。并且最终承担推迟进度的压力（政府项目从来都是迫不及待只争朝夕），欣然接受评委再做一轮的决定。要知道他们可是人事主管部门，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建筑，我对他们的人事选择也感到乐观。

这单案例在招投标运作上的启示是：

1、           招投标信息尽可能公开（在建筑行业协会发布或创建专门招标竞赛网）以吸引更多建筑师没有门槛（不设甲级资质等条件）地报名参加；

2、           招标最好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可以是概念及工作计划提案，方便通过各种概念探索确定设计方向，并从中确定正式招标入围机构。

3、           应以信任为基础来邀请评委，并建立评委评标表现档案。评委结果及评议意见应整理后在招标网上公开。

南科大招标结果出来已有一月，现正推动规划第一名与另外三家建筑入围方案共同合作来修改规划总图。热心认真的Rainer专门从奥地利跑来参加了三天多的作坊。媒体对招标方案的公示也很感兴趣，为此还特地召开新闻会向媒体介绍方案。

尤其对所有方案激动不已的是投标参与者深圳大学的吴家骅教授。他看了其它方案后自言深受刺激，觉得招标带来设计的新空气，需要专门在他主编的《世界建筑导报》进行专辑介绍。主要表达两点：天外有天；当下还有很多为了探索而不是中标而来的“雷锋”、“黄继光”式的建筑师。

我也一直觉得评委没有很好消化点评这次的南科大招标成果。试着学习winy mass的评选经验，尝试着给每个方案起个名字，来归纳这些方案的特点：

节约土地、保护生态、促进交流是大部分方案的普遍主张，台湾大元事务所的13方案在前半部关于生态恢复的理论都讲得很好，可以归纳为“复绿大学”方案，但其努力让绿化进入建筑的结果是反过来让建筑普遍均匀地摆满在能建设的土地上，和前面的理论出现了反差。

将复绿节地的紧凑理论贯彻到极致的，是马达思班的15号方案，除了适当利用现有建筑作为宿舍后勤用途，马清运将五个学院的所有教学办公用房集中在一起，分三期建设三栋环状巨楼。在那天下午冗长的方案汇报中，那顶上插着风力发电风扇、周身披挂绿色植被、天井如巨穴的“绿塔大学”方案，给沉闷疲困的评选会场带来一股冲击，只可惜还冲击还不能穿越评委普遍坚固的脑壳。

对土地的集约使用需要一定的策略和形式，其中比较有效的做法是限定学校建筑发展的边界。1号方案和4号方案都采用了边界策略来控制学校建筑通常的散漫状态，前者采用的是我称之为城市街块的形式，可概括为“街墙大学”，属于奥地利Rpax则Rainer Pirker的作品；后者采用的是我称之为客家围龙屋的形式，可概括为“土围大学”，是深圳都市实践的作品。

另一种集约使用土地的方案比较另类费解。比如6号Owen Moss的方案，先沿北部原二线巡逻道筑坝来形成水面，再在水坝下方沿四条往南的山谷布置建筑。在与南侧东西向交通动线（主要连接两个地铁站）交汇处，布置四个分别代表不同季节日照方向的学生公寓中心。四个学院的建筑也以特定的类型（高的综合塔楼以及三边看台状围合运动场的公寓教室）并排在公寓中心南侧。我将这个结构清晰意图模糊的方案叫做“水坝大学”。

又比如12号香港IDU事务所的方案，一堆概念草图之后，是一个精致明艳的模型：在平面总图上以为是道路的一些细长弯曲的线段，在模型里才看出是腾空游走的建筑。除了线虫型建筑，另一主要的校园建筑类型是均匀摆放的小方塔楼。我将这第二个结构清晰意图模糊的方案叫做“点线大学”。

除了集约土地保护生态非常重要，令一组影响校园布局的因素是交往和联系，尤其作为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吴家玮，最关心从校园这一端到另一端的距离，以及校园各种人群的交往。非常建筑的5号方案提供了最传统的中国园林连接方式——长廊，并希望借助这种传统连接方式，营造一个避暑山庄式的“山林大学”。

深圳建筑总院则在各个被保护的遗址山头间另辟蹊径，设计了一个蜿蜒腾挪在各山谷可用土地上的折线建筑以及底部若即若离时而是架空层时而是平台的步行系统，创造出形态独特的“折线大学”。

这两种联系方式都没有得到评委的青睐，最后出场的16号深圳筑博公司方案提供了串联各学院并将公共设施与交往空间融为一体的二层环形巨构。这个“巨环大学”成了疲惫一天的评委的普遍选择。

香港许李严事务所的10号方案也是一巨构的“平台大学”，则是在主要的山谷里做一个人工地形的平台，上面再布置校园建筑。

来自伦敦的CJ.Lim则不满于评委对校园任意两点之间联系距离和方式孜孜不倦的追问，在汇报完毕感觉不到评委中有伯乐存在的可能之后，愤而将其总是精美别致的模型带离现场。他的11号方案采用了周期表式的土地划分方式、阿米巴虫式的棚架遮阳体系以及称之为生命线的绿化系统，这个“棚架大学”虽不能被评委理解，其构思的严密和表达的酷毙却是毫无异议的。

有两个方案采用了传统校园空间轴线的手法，其一是深圳大学的9号方案，强调教学、生活和运动三条轴线以及和西侧深圳大学的对话交流与设施共享。其二是重庆大学汤桦工作室的8号方案，将零散随意的保留建筑与宏大几何化的新建筑都组织在校园纪念主轴上。所以这两个方案可分别叫做“三轴大学”和“主轴大学”。

剩下三个方案，分别是：

14号香港王维仁的“再织大学”，强调对已有建筑与空间的适当利用和延续。“城市再织”urban refabric是王维仁在香港深圳双城双年展的策展主题。

2号中建国际的“城村大学”，强调将现有的城中村通过规划改造转变为大学。

7号南京张雷的“单车大学”，强调校园中建筑朝向以及单车使用的重要性。

7月8日深圳宝安油松村陈佩君老人的房子出现内陷，第二天被早有此意的村里派人拆除。这栋由陈老太历时四十多年靠拾拣来的材料独力建造的房子，从发现、到参加深圳05首届城市\建筑双年展、到消失，深圳媒体都有一些报道。但除了冠之以“怪楼”、当成一桩奇闻轶事来报道，是不是还可以从建筑、艺术与文化角度来解读和评论呢？

表面上看，这栋高十来米的房子，外面覆盖满葡萄等攀延植物，内部布局随意、空间窄小犹如洞窟，能称之为建筑吗?能用哪条建筑标准来衡量？除了经济这一项，它能算得上适用美观吗？除了老太自己，和塌陷时被砸伤的流浪汉，还会有谁愿意住？谁能够认可这栋“怪楼”的美？

确实从古板的建筑学角度，我们无法评价这栋房子，就像巴塞罗那建筑师高迪师从自然、过于另类的风格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现代主义风行的主流建筑界的关注一样。陈老太连建筑师都不是，图纸也没画，计划也不做，随心所欲，物尽其用，犹如她的那些补天填海的前辈，矢志不移，锲而不舍。她营造的空间虽然逼仄，却比一般按标准层重复的建筑多一分上下左右的穿插流动。建筑中的花园平台、花坛、台凳、各种预埋构件和采光洞口都经过预先考虑、一气呵成，体现出老太太超出常人的空间环境的统筹能力。尽管这栋建筑事实上确实是就地取材全身披绿冬暖夏凉，但我不想再强调它的绿色生态特点，以免有拔高夸大之嫌。最应强调的一点是，一个非建筑师勇于建造自己的房子，恰恰是对建筑学做了微薄却又不可忽略的挑战和贡献。它和上古的有巢氏上树筑巢、山顶洞人穴居、半坡人撑起圆锥草屋顶一样，都代表着人类在一定条件下对自身栖居环境的探索和创造。即使在高楼摩天的今天，陈老太的探索和创造也绝不意味着倒退或者没有价值。她提供了在住宅日益工业化批量化并且建造与个人无关的今天，个人远用现代建筑材料来建造自我意象空间的案例。她提醒那些经过建筑学训练而且大都只会在建筑圈内进行自激式反馈的建筑从业人士：同样用水泥砖块，房子也可以盖成这样。她的建筑实践，较之于现在热衷自个盖房子的艺术家，比如艾未未，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甚至比早些年许多艺术家到贺兰山盖的房子在语言风格的浑然一体别具一格方面更胜一筹。

艾未未等人是以成功艺术家身份在有钱有闲之后偶尔地客串一下建筑师，陈老太则是将其四十多年的生命，物化为一座碉楼/迷宫/佛窟/花园，在不自觉中实践着建筑师和艺术家的角色。很多人可能不认同这个评价，认为艺术必是什么象牙塔什么殿堂上的东西，和这样一位乡下老太扯不上关系。这种观点也不能说不对，但却是属于十九世纪之前的古典艺术观。自从杜桑将小便壶签上名字送到美术馆展出之后，自从博伊斯带着学生上街打扫落叶之后，当代艺术已经观念化、行为化并且深入到生活，变得人人可为了。尤其在工业化信息化的今天，手工因为兼具机器所没有的万物之灵的灵气和差异化的个性而变得日益珍贵。熟练的程序化的手工可以称为手工艺品，创造性的手工则是艺术品了。而一件高约十来米的现成材料手工集成品、包含各式以佛莲为装饰母题的彩绘和雕塑台凳，凝聚了一个人四十多年的心血，表达了这个人对安身立命场所的理解和追求，如评论家所云那楼房已成为建造者身体的一部分——这样的作品如果不算艺术品，什么算艺术品呢？所以深圳双年展将这栋“怪楼”收录成作品展出，我理解不仅仅是作为一件来自普通市民的与建筑相关的作品，而是不折不扣的艺术作品。而能将这件作品理解成艺术品，通过影像记录，放到双年展中向公众展示，这本身，又是另外一件关于艺术的艺术了。

这样一件倾半生精力建造的艺术品没了，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特立独行的栖居方式的消失。这对于深圳居住文化的特殊意义，也是不应被忽略的。深圳的居住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大体上可以分这么几类：商品房、福利微利房、村民私房和出租房、其他宿舍。这些居住的共同点是：都是别人设计建造提供给自己，甚至包括村民新房都是如此，没有任何自主性的表达和选择。甚至像波特菲诺、圣莫里斯、优诗美地、第五大道之类的商品房，直接挪用别人的地名。这名下之意，仿佛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连生活也要继续从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移植才行。用别人的地名，住外来风格的房子，人在此地，生活却在别处，深圳就处于这样一个没有家园归属感的文化状态中。当年的陈佩君也是这么一位打算步行到香港却在宝安落脚的异乡人，但在几十年的光阴中，她通过动手建设，营造属于自己的家园，也为深圳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居住标本。这种另类，这种自己动手建设生活，在其他的城市并不少见，在乡村、在国外更是普遍，唯独在人多地少、缺乏认同的深圳，在文化的自主和多样上，更显得弥足珍贵。

据其中较早的一篇报道，出乎意料地，老人对房子的消失并不以为意，只是难以相信自己造的房子那么结实还居然塌陷并最终被拆除，并表示今后还要在原址修一座9层的报恩塔。我相信这是一位真正的佛教徒的处事方式，淡泊从容，不嗔不怒，信念坚定。在老人那已经消失的建筑里面，在一幅充满绘彩和马赛克装饰的墙面上，抄写了六祖的佛谒：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更多详细图片资料：白小刺“抓拍城市”http://www.50mm.cn/read.php/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