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的研讨是关于深圳华强北地区改造更新。

这一在八十年代以中国电子企业集中的工业区，九十年代就基本实施了功能转型，成为电子市场、证券、购物、饮食、居住、少量工业与研发混合的片区。华强北电子市场和购物商场的超爆人气及营业额，刺激着这些老工业区的开拓者纷纷要推倒那些生意兴隆租金日涨的老厂房，来建更高更密的大厦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动作快能力强的业主已经完成从功能转型到这种形态的转型，但问题是，如果所有的业主都想实现这种增量3倍以上的形态转型，已经捉襟见肘不堪承受的原老工业区的交通、市政设施就更加无法支持城市的基础运作。即使连同地铁线路加密在内的基础设施能够扩容升级，能够支持的建筑增量也是有限的。

这又带来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有限的增量如何分配？所有的业主平分当然是一个看起来公平民主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因为增量有限，分摊到每个业主那里也许只有一倍多，离他们推倒重来的期望或者说收益平衡还有距离，因而有可能使每家业主都无法推行推倒重来的改造。

无法推倒重来当然不是件坏事。每家其实可以将这有限的增量用来改建扩建，连接、附生、填空或者加层……方法还有很多很多，有些已经在自发进行，未必合法报批，却事实上成为华强北空间与业态多样性的有机组成。

但依然没有人关注这种被逼无奈的多样性的价值。更多人习惯于单一的空间想象与利益计算：那就是推倒重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形象更多的面积更大的回报。能否给这种单一思维的人也有一种出路呢？出路之一当然是公关，谁牛谁先按自己的胃口切走蛋糕，后来者没公关能力者就可能没份分享城市改造的蛋糕。出路之二是将有限的蛋糕切分好之后允许蛋糕买卖，这样非要多吃多占的业主，可以出钱收购别人的建筑增量蛋糕，来凑够自己非要推倒重来所需要的建筑增量。而那些不进行推倒重来的业主通过转让自己的空间增量权利也能够获益。这是我希望在城市更新重引进和推行的“空权转移”制度。这次研讨会认同这一方法的专家并不多，更多从传统功能主义规划角度，认为有限容积率应该给那些符合产业发展和规划定位的地块。有个别专家则建议有限蛋糕既然需求者众，则应该用拍卖方式出让给最出得起价钱的业主。

对城市改造开发来说，最关键就是这种利益博弈时候的游戏规则如何制定了。政府和规划师都不应该为具体项目的推进操心，而是要拿出一套利益的分配规则来。至于改造方案的布局形态，就更是细枝末节。

当然老工业区的空间利益要做大，还需要政府在公共设施与环境上的进一步投入。交通堵塞、人车矛盾、市政缺乏这些都是公共问题。规划者除了制定规则，还需要给出要政府具体投入的公用事业清单。

上上周末（18、19日）一连开了两个研讨会，因为这周的内外变化和忙碌，到这周末才能补记一下。

 

18日的研讨关于顺德容桂沿江工业遗址的保护和发展。

容桂镇政府按规划正在逐步推倒容桂水道沿江一公里左右的一些老厂房，将这片解放后逐步建设起来的工业、码头、仓储、宿舍混合区，现在视为破败落后的景观，重新建设成漂亮的滨江公园。这么一件看来再自然不过的、利国利民、在珠三角想必也经常发生的好事，不想惊动了据守在一栋废置粮储大楼里、每日以这片正在废墟化的景象为题材来画画和做影像记录的艺术家罗灵，以及他的其它艺术家同伴。他们仿佛从废墟里传出的另类声音，引起了中山大学艺术系教授杨小彦以及主管文化的顺德文体局一些官员的注意。接着中大的冯原、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珩以及他们的学生也被邀请以教学课题研究的方式介入进来。研讨会正是教学阶段成果与专家及地方政府部门间的一次交流。

第一次参加珠三角这样的活动，说明放眼全国全球改革开放的深圳，和珠三角其它城市的一种缺乏合作交流的状况。

除了各式老厂房，其实也就是随处可见的岭南老房子。沿着加高的江堤道路，能看到有花窗的老瓦房、简易的平房、三四十年前的现代高楼、天井式的密集宿舍……相对当下司空见惯的强调个人创意但在总体流行趋势下却呈现时代单调性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来说，这些老房子对城市学和建筑学的价值在于：

提供了城市空间与建筑类型的多样性；提供了被现在越来越多的日照消防等规范所禁绝的建筑之间各种关系的可能性；提供了建筑与街道及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我尤其感觉到这种建筑与人的亲近关系的可贵。现在的房子都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在地块中间戳着，和其它房子都要保持距离，被台阶、绿化、水池、保安甚至围墙簇拥环绕着，被光滑冰冷的金属、玻璃包裹着，总有一副拒人千里、闲人免进、不可触碰的架势。而过去的房子总有一种谦和的姿态可以让人平等地欣赏、对话和触碰。就从材料来说吧，这也许是我个人化的感受，过去的麻面青石、清水砖墙、砂浆批荡、掺沙的水泥地面和栏杆，特别是经年累月的日晒雨淋之后，像水洗布一样的质朴素净、吸水透气。你可以依偎触摸，感受这有生机的房屋皮肤。后来70年代的石米和水刷石，粗糙的做法尚可接受，打磨光滑的水磨石就开始变得疏远。接着80年代的马赛克、面砖，像爬行动物的甲片一样冰冷。90年代至今，则是金属板和玻璃的天下。我最不能忍受那些铮亮的户外不锈钢，特别是用作栏杆或雕塑的时候，让人没听到刮擦玻璃也要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是不是材料越平整光滑越不适合触摸呢？

所以我想表达的观点是：

显然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认为，公园和保留现状建筑是冲突的，两者只能选其一。要推翻政府建公园的计划，只能努力去阐述这些老房子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我宁愿比照生物多样性来谈建筑与城市空间多样性的意义，并且探讨作为公共空间这片公园如何效益最大化。如果政府能确定这片沿江土地是用作公园，那么是否一定要将土地平整再做成一个随处可见的绿草花圃式的公园？有没有比这种将现状铲除归零更有效益的公园做法？公园也是可以有些房子的，能不能更进一步可以有承载记忆痕迹和多样化建筑基因的房子？有很多老房子的公园是否还可以容纳更多？比如顺德从制造向创造转变的意图、比如风味鲜美的顺德菜、比如顺德人过去的剿丝自梳现在的龙舟武术以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当然全国已经有太多的798、8号桥创意园，多到已经没有创意。这片公园里的老房子做什么最好，虽然两个中大的师生展现了“创意中心”、“慢餐慢生活”等等想法，但我觉得建立一套让顺德乃至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项目策划、管理运营的机制和程序，才是创造和保持公园生命力可持续的最好创意。

 

 

 

Interview  by Hua Li, 9 January 2006.

也许是受奥运更高更快精神的鼓舞，也许是受迪拜高塔的感召，或者中国人站起来后也确实具备了高起来的实力，反正我感觉到一轮建筑高度的竞赛正在不甘落后的热烈展开着。

上海宣布在492米环球金融大厦之后，还要建一个500多米高的上海大厦。深圳官方立即要求已经完成方案招标的平安保险将高度增加到600米。

这之前库哈斯和甲方已经合伙将深交所从180米提高到了240米，因此搞得其周边的大厦业主都坐卧不安，也处心积虑地要求增高。

过去100米的高度门槛，在深圳无论是办公、酒店或住宅都成了小菜一碟，可以随意跨越。深圳19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竖起高楼。

对住宅房地产来说，突破高度可以获得更大的小区内部花园；对金融高科技等办公楼来说，突破高度可以突出企业形象。

但对城市来说，塔楼林立，地面建筑间距拉大，街道缺失，这是一件好事吗?对于投资来说，同等的建筑面积，花在百米以上，还是花在四五十米以下，其成本和回报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曲线。应了那句俗话：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

两周前王昀参加南油购物公园方案投标时也分析到这一点，现在所有城市都戳满了油条一样的高楼。他用一张卧佛的图片，表达了躺着的安逸。

上周一富士康把横坑水库周边的开发模型搬来，我跟他们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在一片水库与丘陵的郊区，是像城市一样将所有的楼都竖起来建一个高层小区，还是横过来建一个多层高密度的乡镇，抑或是横竖搭配保持高楼在山间旷野的疏朗间距？

长城计算机公司也准备在高新区深南路边的地块进行二次建设。代表甲方意愿的规划师上来就和我谈两百多米的高楼在高新区如何有控制力和形象，高楼后退深南大道到里面的小区路又是如何尊重了深圳的景观大道。我建议他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追求高度，而是理性地将自己的面积需求和经济的空间布局搞清楚，同时调查高新区的欠缺与不便，利用这次大规模建设的机会加以完善和补充。

上周二他们又拿出一个方案，还是超高层，放在既不临深南路也不临他们北侧道路的中间位置。我把这个218米高128万平方米面积的建筑模型横过来放，正好沿其西侧的科苑路形成一幢高约50米长有218米的街墙建筑。横过来之后，失去的是高度、大电梯筒、低面积使用率和高造价，得到的是长度、分散的楼梯、高面积使用率和相对较低的造价，以及能为高新区提供稀缺的街道服务、能形成自己的庭院空间……

218米的临街建筑，这在高新区才是独一无二，也才配得上长城计算机的名称。否则一味追求高度不如将长城公司改高城公司得了。

华强北改造在区里鼓噪市里推动下，忽然要在一个月时间内拿出城市更新样板来。周五下午耐着性子听完规划师为中国电子集团CEC所做的华强北某街坊的各个推倒重来方案的建筑布局，我的问题是：容积率7的依据是什么？仅仅来自业主吗？回答是。我说还有呢？回答是没了。

华强北过去的改造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神仙路子的只好呆着。现在城市更新政策在制定，主张不同宗地联合规划改造以保证公共设施与公共空间的落实。这是一个进步，但还缺乏一个像“空权转移”的城市利益公平分配和自由流转的制度安排。我的思路是，如果通过轨道加密当然更重要的是市政设施全面的升级扩容之后，华强北可以理性地而不是拍脑袋地得到一个建筑总增量。但这个总增量应该按照某种条件（如与交通站点距离之类）相对均匀地分布到每一地块和宗地，让每一业主利益均沾。但这一均沾的容积率增量并不能保证每一业主都可以推倒重来来建设。于是改造欲望强烈的业主，就可以从不改造的业主那里购买容积率份额，使得改造和不改造的业主，都能通过容积率的转移交易机制来获益。这就可以避免有能耐的业主可以随心所欲地索取和消耗掉本来属于所有业主的容积率增量，也避免所有业主都要推倒重来而导致城市设施的超负荷。

这与京都协议后的碳减排一样：并非所有国家企业都可以敞开排放二氧化碳，总量需要控制和缩减；排放多的可以向排放少的购买份额。

关键是这个容积率总增量由谁来确定和监管？这个增量的蛋糕，又如何在各位业主之间分配和交易？在目前的国情下，每个开发机构都会想，那个总量控制是针对别人的，它们可以通过别的途径争取额外的容积率，不用一大帮人绑在一起费心去想办法分享有限的容积率资源。

这就是中国人难以协作的状况。

5月29日（上周四）深圳市规划委员会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开了一天会议，通过了七个城中村改造方案。规划委员会的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理论上讲是城中村改造方案的最终批准机构，其主任是规划部门主管，其委员中非公务员人数要求必须超过半数，以保证体现一些民意。

前面也参加过七个城中村改造方案讨论。这些方案一般由发展商委托规划部门编制，经过区城改部门和区政府同意，最后才报上市城改办组织规划部门审查。多数的改造规划主要是画一个现行的地产楼盘总图和效果图，来示意改造带来的新面貌。至于为什么要改？改造解决了城中村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翻好几倍的容积率？却往往是语焉不详、左右言它。

城中村存在十来年，如果有什么问题该解决的话，早应该在前几年就解决。现在纷纷以推倒重来高密度开发的模式来改造，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土地开发的需求，其次是农民将违规建设利益转化为更大的合法利益的需求，最后才是地方政府希望城中村旧貌换新颜的视觉景观需求。

在这种共同利益的推动下，规划师基本放弃了作为改造项目应该进行的研究，比如城市历史、空间以及社会脉络结构的变迁和延续；业主、租户和社区意愿的调查及规划参与；改造片区城市问题的所在及改进策略；改造项目所解决的问题和制造的新问题；等等。

所以我对这种改造也从来不抱什么期望，在抵挡不住推倒重来的大势下，只能在道路密度、公共配套与公共空间上做一些争取，使城市不至于显得过于密集和压迫。

令编制和参与审查的规划人员应该感到惭愧的是，在最后的审查环节，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的委员们，对有上百年历史的龙岗回龙埔古村落、对同样是古村落并拥有蚝壳墙建筑的宝安碧头村，都提出了保护的要求。这种要求原本不该在推倒重来规划的最后一关才给予提出。同样遗憾的是，尽管委员们提出了问题，但这些被委员们认为有缺陷的规划，还是在委员们的举手表决中差不多都是全票得以通过。

其实建设部和广东省都在旧改相关规定中提出了延续历史的要求，包括我认为相当重要的有关尊重业主意愿和考虑租户需求的条款。但这些条款如果不转化成可以操作的具体审查条件的话，就会变成一种道德呼吁，人人都觉得对，但人人都不会去做，最终形同虚设。特别是对于那些达不到文物保护等级但具有本地文化历史特点的建筑、街道、场所和村落格局，既然不能用文物古董价值来衡量，就很难解释这些城市过去的时空印记，对于分别追求开发利益及城市新貌的开发机构及地方政府来说，有什么延续的意义和价值，除非我们能将物种及基因多样性这样的生态学概念引进到城市规划学科中来。

城中村改造已经等不及了。当年盖起小楼房让邓小平发出感概的渔民村早已是一个高层住宅楼盘；早年邓小平在皇岗口岸眺望香港时也曾收入眼底的渔农村变成了一个更大更密的楼盘，甚至连名字都换成了“xx名津”；三年前被当时广东省委书记突然光顾并限期改造的宝安上合村，从我偶然看过的放射如八卦的布局来说也是很特别很有来历的古村落，现在想必也已被规划师建筑师村民共同推崇的商业楼盘模式取代了吧。

所以当我对推倒重来已经深入人心的岗厦村建议哪怕是保留一块小绿地、一小栋老房子、一条小街巷，似乎都成了规划师、地方政府和开发机构眼中的理想主义者兼现实绊脚石。但是面对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的疑问，我觉得光靠对某一个案例做道德式呼吁和说教是不够的，也许在城中村改造规划编制和审查上，除了道路、公共配套与公共空间的改善，还要增加以下规定条款：

整体推倒重来式的城中村改造，应该充分考虑原有村落建筑及空间在时空上的延续，具体体现在：

不得100%推倒原有建筑，至少在合适的位置为每一时期（80’s以前、80、90年代及21世纪）保留利用一栋以上原有建筑，可改为公共服务实施、会所、商业等用途；

不得100%改变原有道路街巷格局，至少保留其中主要的一条街巷（位置和走向）作为改造项目的步行街道。

不得100%取消原有村落的公共场所，要通过调研保留至少一处诸如榕树下、祠堂前、操场、土地神龛位等原村民和租户乐于使用的公共空间。

 

1        城中村问题及评价

1.1     伴随快速城市化出现的城中村                                                  

1979年之前，深圳是中国南方的一个边陲小镇，人口不足3万，国民生产总值1.9亿。2004年，深圳市人口超过1000万，国民生产总值 3000亿人民币。25年时间里，深圳人口增长400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00倍。

深圳的奇迹得益于中国改革发放的政策以及毗邻发达的自由贸易港城市香港的地理优势。

不断调整的城市规划适应和协调了城市的高速增长，为城市的发展建设作出了贡献。作为快速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的典范，深圳总体规划获1999年北京世界建筑师大会阿伯克隆比爵士奖荣誉提名。深圳城市还获得“花园城市”等一系列的国际荣誉。

在328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区中，包含有行政村91个。除原有住宅用地外，农用土地的绝大部分（96%，从个别村子归纳的约数，下同）被征用做城市建设用地，一小部分返还做村集体的工商发展用地和新宅基地。城市通过以极为低廉价钱征用农村土地、投入一定开发成本“几通一平”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之后有偿转让，迅速积累了庞大的土地基金用于城市开发，于是这些村落和仅剩下的4%用地就被包围在以“深圳速度”所进行的城市建设之中，其中村民所建的用于出租的新楼房呈现出密集的群落形态，被称为城中村。

 

1.2     城中村概念

   

图，特区建设前的村庄，一般包括村落、农田、果林、鱼塘、山地等

被城市包围的农村组织于1992年基本都转变为股份公司，村民成为城市居民和股份公司股东。在失去农用土地之后，原村民的收入来源，一部分来自于股份公司对工商用地经营（工业厂房或商住楼开发）产生利润的分红，一部分则来自于私房出租。平均超过村民14倍以上的外来人口的涌入，产生了对廉租住房的巨大需求，原村民纷纷在新宅基地中突破240平米自用住宅的限制，兴建、扩建、重建更大、更密的住宅供出租，于是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深圳城中村实际上主要是指已转为居民身份的深圳原村民，在1992年村集体股份化改造后所划定的新宅基地范围内（小部分超出范围侵占城市用地），自发规划建设的以出租为主要目的的新私房群落。城中村实质上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指称，有别于现在已基本被高楼大厦所代替的原始村落，也不可从字面理解成是城市中的农村。

   

 

图，城市化之后土地被统一征用，约96%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约4%土地返还给村集体作为工商发展用地和新宅基地。因此被城市包围的农村一般由三部分组成：1、老村，除祠堂之外一般都已拆除；2、工商发展用地，一般用来建厂房或与房地产商合作建住宅；3，新宅基地，不断扩建重建作为廉租屋。所谓城中村形态及问题只要指的是新宅基地这部分。

 

1.3     城中村数据

全市截止到2005年全市共有320个原行政村（特区内为91个），以私宅作为统计对象，全市城中村共有私宅35万栋，总用地面积93.49km2（特区内8km2，不足全市1/10），总建筑面积1.06亿（特区内为2138m2，达到全市1/5）m2，总人口50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1/2），暂住人口469万人，（是城中村常住人口14倍）。

1.4     城中村的真正问题

城中村呈现出与城市反差强烈的高密度特征，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和相对一面倒的批评。普遍认为的城中村问题有：形象丑、密度高、环境差、卫生糟、治安乱、公共空间不足、社区配套和市政设施缺乏、消防不符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分别属于视觉形象、城市管理、居住标准、市政系统、消防安全等方面。视觉问题严格意义讲不是一个问题；管理问题仅需城市职能尽快覆盖到位即可；居住标准则需要城市及城市规划针对社会阶层的多元制订或接受多元的标准；而仅有市政系统欠缺和消防安全隐患，则是研究城中村必须真正面对和急需改变的基本问题，也是下文所指城中村问题的真正含义。

1.5     城中村“飞地”

以上问题的成因需要客观的分析，城中村土地实质上是城市化的例外和“飞地”，一切规划、市政设施建设、环境卫生管理都由农村股份公司和村民自发承担，享受不到与其他96%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所得到的“国民待遇”：没有城市提供的规划和体现土地市场价值的开发容量许可；没有规划、设计、建设的审批途径；没有产权确认和交换的机会；没有政府规划并提供的社区配套和市政设施的投入；没有纳入城管、交管等政府部门的管理范畴。因此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其中的很多问题并非源于城中村自身。

图，城中村“飞地”与所在深圳中心区的肌理特征比较

1.6     城中村评价

从城市整体功能看，源于计划经济的传统，各种城市规划及城市管理中普遍存在对城市低收入阶层生存需求和状况的“盲区”。城中村中生活的502万人，是深圳户籍人口的三倍多，这些足以组成5个特大城市的人口，其居住需求却并没有在政府的城市规划和住宅建设中得到体现，需要由原村民们，以占全市可建设用地一成的宅基地，来容纳将近全市人口的一半。因此，城中村实际上自发地对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不足进行了补充，有助于改善城市土地功能和效益、健全廉价住宅体系、丰富城市服务内容、降低城市服务和创业成本。

从城市化进程看，容纳大量外来人口是世界各大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外来人口最底层的居住问题，解决不好就成为尾大不掉的棚户区、贫民窟。2004年深圳拆除三千万平米（估计涉及人口两百万以上）的乱搭建房子，这一强有力的梳理政策，加上城中村的补充调剂，使得深圳避免了棚户区贫民窟形成的可能。

从土地经济规律看，城中村主观上是原村民突破各种政策法律限制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客观上是城市土地按照其经济规律以扭曲形式释放其应有价值的必然。原农村96%土地被征用变成城市土地之后，价值往往是补偿给原村民价格的100倍。而剩下4%的返还用地，用作新宅基地用途的，则仅能作为一种福利用品（每户仅100平米用地、允许建240平米住宅）而不是像被征用土地一样成为一种由市场定价可以流转交易的商品。有人讥笑原村民过去种庄稼谋生现在种楼房致富，其实这是一种始终如一的将土地视为生产资料的最自然也最自觉的经济行为，是对将城市土地限制为福利用品、无视其经济价值的计划经济式土地政策的一种纠正，也是原村民以1%价格贡献其96%土地支持城市建设之后，以所剩4%土地来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一种权利。大多数受到批评的城中村，与得到高层领导正面肯定的致富典型南岭村发展模式没有根本不同，人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差别并将评价标准统一起来。

从城市文化看，城中村的自发和原生状态，代表深圳的草根和低收入阶层，真实而且富有活力。城市是一个由各种收入和文化阶层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城中村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讲，城中村存在各种由于外界和自身而导致的问题，同时也为深圳的开放、包容、多元、活力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2        城中村规划模型推演

3.1        建立理论模型

作为基本上始于1992年的原村民新住宅区，实际上都由股份公司委托过专业规划。为什么最终会普遍地形成如此密集的形态呢？这里试图通过理论模型予以解释：

3.2        规划标准

从后来颁布的《深圳市规划标准与准则（1995年草案）》（下面简称标准准则），可以找到当时普遍的规划标准：村民住宅用地不得超过100m2，建筑面积不得超过240 m2（三人以下住户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50 m2）。单幢住宅之间前后最小距离8m，左右最小距离3m。

3.3        方形住宅类型

标准准则提供的独户住宅类型基本为方形，这也是村民乐于接受的楼房形式，可以四面开窗，有利通风。因此普遍上新宅基都非常方正（假设为10×10m的正方形）。根据标准准则中的划地标准和建筑间距的规定，假设在100×100m的正方形地块内，最大限度能摆放的住宅为80幢，建筑4层，容积率约为1.3。

3.4        方形划地模式

这一方形住宅类型和间距的规定决定了相应的方形土地划分方式。

3.5        模糊和碎片化的外部空间

方形划地模式和方形住宅类型造成了住区外部空间的匀质化和碎片化特征。

3.6        廉租房的市场需求

随着城市经济高速而涌入城市的大量劳动力造成了对廉租房的巨大需求，这一需求的利益驱动下，原村民住宅自发的扩建、加建、重建，建筑体量朝着水平和空中两个方向膨胀。

3.7        住宅膨胀侵占外部空间

建筑8m 和3m的距离甚至被缩小到不足1m，有“握手楼”之称；高度有些超过10层，装有电梯。住区容积率提高到4左右。

3.8        住宅类型和划地模式的必然结果

总结下来：城中村的形成过程是：方形单幢住宅类型→方形划地模式→利益驱动下的自发违章扩建→扩建侵占住宅的规划间距→空间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城中村问题。

3        如何避免城中村形态的形成？

4.1        反思

这一过程和结果普遍存在于深圳和快速增长的华南地区，非常值得规划师和政府管理者的反思：这一过程是否是一种必然想象？能否避免？能否让原村民住宅以其独立和分散的建设方式，最终也能与城市和谐共存、融为一体，而不是成为城市的“问题”甚至是城市肌理中的“结块”？

4.2        寻找新的模式

在假设人总是受利益驱动的经济动物，而政府总是疏于管理的前提下，规划应该从土地划分和住宅类型上提出一种能在未来避免无序扩张的发展模式。

4.3        实际存在的模式

这种模式其实存在于所有的传统城市的民居之中，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她们共同的特点是住宅的外部空间都是明确的，要么是外向的公共街道（胡同、弄堂），要们就是内向的私密的庭院、天井，不存在为间距而存在容易被侵犯的模糊空间。

4.4        前街后巷左邻右舍的住宅类型

回到前面建立的理论模型来，如果要消灭单幢住宅两侧的间距，仅靠前后的通风采光可能会有不足，需要将方块形住宅前后拉长以便于增加庭院天井，这就产生出狭长型住宅类型：左右不留距离，通风采光依靠前后街道和内部庭院天井解决。

4.5        狭长型划地模式

新的狭长型住宅类型需要狭长型划地模式：5×10m。狭长型划地模式决定了建筑与城市的格局：所有的住宅前端临商业街作商业铺面，后端临社区路作住宅入口。新的划地模式满足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的街道格局的要求。

4.6     只准向上扩张

当经济增长租房需求也增长时，村民住宅既无法侵占前后使用明确的商业街和社区路，更无法侵占左右邻居，唯一的扩建方式向上扩展，城市和街道的格局得以维持，村民住宅可以成为城市积极的组成部分，避免了目前“城中村”的诸多问题，这对正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深圳两个郊区的众多村落未来的规划应该有重要的启示。

岗厦改造由福田地方部门约三年前组织改造规划，通过多轮规划招标，确定了SOM的规划布局，由中规院做汇总整理工作。因为拆迁安置问题，开发量一加再加，规划也由此一改再改。  

岗厦现状

自从确定彻底推倒重来之后，我对这一片的改造就没抱什么太高期望。昨天岗厦村和合作方来谈规划，聊了一些想法，似乎有些感觉。岗厦老总经理提醒我以前经手的岗厦规划就有6、7个，我当时觉得有些夸张。后来慢慢回想，岗厦多年的规划史，确实丰富。在岗厦正在清空拆除之际，回顾一下这个可以作为案例的改造规划的进退变迁，也许对未来有些用处。

1996年之前的规划似乎都忽视岗厦村的存在，稍为详细点的规划（如1992年版中规院中心区控规和1995年深规院中心区城市设计）都摆上香港式的一梯八户塔楼或涂上金融贸易商业服务的用地颜色。

奠定中心区城市格局形态的1996年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无论是任务书和提交的咨询成果，都视岗厦村为一张可以任意涂画的白纸。

 

1996年中心区城市设计纽约李名仪优胜方案

 

大约是1998年岗厦才进入规划视野，当时由深规院负责，主要作些地籍数据整理和拆建比的分析，称为改造策略前期研究。

1999年中心区城市设计优化的国际咨询终于提出了改造的任务要求，SOM、欧博迈亚和日本设计三家公司都提出了一些粗略的尊重原空间格局的改造示意。深规院这一年也许也作了一个没什么下文的改造规划。

1999年城市设计优化德国欧博迈亚公司岗厦改造概念

 

当时通过在日建参加上海新天地项目的同学了解到一些旧房拆改的方案，希望有所借鉴以保留城市痕迹，为此还请同学携方案来开讲介绍，可惜应者寥寥。

2000年福田区也想推动岗厦改造，就通过岗厦股份公司请来与上海新天地项目有渊源的日清公司来规划，其继承和疏扩原有空间再在空地加建新楼的做法确实耳目一新富有启发意义。可惜总有人担心对村民住宅有拆有留的做法难以克服攀比心态不好操作而搁置。从这个规划开始，我尽力游说教师出身的当时董事长去收集岗厦村历史，并建议这个与文天祥有渊源关系的文氏村落为其英雄祖辈设立纪念陈列馆。

2000年上海日清公司岗厦改造规划

 

2001年福田区和岗厦村为了给村民描绘一个未来的改造蓝图，又组织了美国Gansler、香港香灼基（？）及国内一些机构作了一个规划招标。面对区领导要建设一流新岗厦的提法，我当时就郑重提醒，一流应该体现在如何延续岗厦历史脉络形成岗厦特色，而不是全新移植的商业楼盘运作上。

2003年，响应当时国际建协主席关于各国建筑师通过“庆典城市”国际竞赛项目研究解决城市贫民窟等问题的号召，我开始以岗厦作案例来研究深圳城中村的演变、成因和解决对策。在成果表达阶段，拉了年轻的同事，后来又拉了都市实践帮忙和合作。最后获得国内建筑师组第二（第一空缺）。但送往伊斯坦布尔的国际建协大会就没了音信，不知是否是老外们理解不了村中村问题。

 

2003年以岗厦为案例的城中村改造研究参加“城市庆典”竞赛

 

这两周因为某些人和媒体炒作这些烂事纠缠耽误时间，很是不值。3月27-31日举行的龙岗龙城广场周边城市设计工作坊，有幸参加了两次，觉得值得一记。可惜这段时间确实诸事不顺，总忘了带相机，没有现场图片记录。

由上轮竞赛第一名伦敦AA学院成员+局内设计联合体来主持（幸亏没有后面的公众投票及行政综合，否则不定又弄出什么风波来）作坊，会同参赛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圣邦设计公司联合体、澳大利亚TMG设计公司的建筑师，以及特邀评委专家、规划局、中规院、交通规划部门、区政府各部门、市民代表一同，用5天时间，共同探讨龙岗核心地段的城市设计该如何进行。

AA联合体赢得竞赛的原因不在于很多人担心的很眩的模型及总图，他们的价值不是直接提供一个明确形态的具体终极方案，而是提供了“土地增厚”Land Thicken和“城市空间类型学”Urban Space Typology这两样新式城市设计武器。

什么是“土地增厚”？我理解由于城市规划建设总在一个图纸或地平面上展开，汽车、人、商业、绿化活动总是相互争抢有限的地面平面资源而相互摩擦打架，而独立的天桥总是让人变得弱势和不便，那么从规划开始就有意识地创造相对立体但又有机转换过渡的人工地形来整合人、商业、绿化和汽车的关系，使城市有不同的地面标高来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这就叫土地增厚，实际上是将一些交通节点的立体设计案例（比如深圳中心区中轴线）总结成一种系统的规划办法。

“城市空间类型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当地客家围屋传统空间类型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建立抽象的几何数学模型进行常量变量的输入输出研究。前一部分好懂，但AA还没有做到我希望的将传统客家围屋空间加以“类型化”、“城市化”、“品牌化”从而建立人性化有特色的龙岗新城市空间。后一部分就昏菜了，只好随他们忽悠，希望他们确实能忽悠出新道道来。

在作坊中听了各路想法，我希望大家尤其关注龙岗的大、疏、散来，可以用诺里地图颠倒建筑与空间图底关系的方式比较一下龙岗与欧洲城市的空间尺度。借助草图，我也表达了关于城市设计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逻辑。所谓立场，就是首先关注公共部分、不盖房子部分的控制，再关注开发部分的控制。所谓解决问题的逻辑是：1、现状土地建筑、景观资源（河流等）、规划动向（地铁等）的整理；2、疏通道路加密路网，尤其加密指向地铁站、河流、广场、围屋的街道或步行通道；3、开辟公共空间系统，均布于各街坊中心，有较为明确的形状、围合界面、连接通道（可按此原则对大而无边的龙城广城进行变小的改造，比如在东南部放个现代围屋或城中村但保留许多开放穿越的街巷）；4、确定相对切小的开发建设地块；5、为开发地块确定密度、高度分区。

这个作坊周末在龙城广城边的规划展厅开了两天，一些市民无意中走进来遭遇到一场实际跟他们相关的城市讨论，这个头开的很好。也许以后要更加有意识地往这方面策划引导。

希望龙岗通过广场周边和总体城市设计，找到一些问题症结和对策，对未来改进有所帮助。中规院深圳分院朱院长希望将龙岗话题一下子超前到国际层面，所以力主有学术实验性的AA方案。我同意这种策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也是不错，希望本地规划师和规划管理者充分消化这些先进理念，自己学会使用先进武器，来解决自己的城市敌人。

 

自1980年至今不到30年时间里中国增加了4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从19.4%提高到43.9%。这种速度和规模无疑是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令人瞩目的地方。仅仅将这种发展与中国平均9.8%的经济增长成就简单联系起来是不够的，中国城市化需要一种历史和多样的观察角度。

1949年是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分界线。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途径武装斗争成功的红色新生政权，始终把城市当作资本主义据点来加以防范和控制，使得这之前由西方殖民主义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起推动的中国城市化，在之后的30年里，进入了一段相对停滞甚至局部倒退的时期（30年里城市化率总的增加8个百分点，1960年之后的12年中还下降了2.6%，1980年城市化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3）。导致相对停滞甚至局部倒退的原因包括：1、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主要通过对农业和相对发达城市（如上海）的过度征收来迅速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2、在冷战格局及与前苏联关系破裂的情况下，国家战略是放弃沿海城市而重点建设内陆战备型城市（所谓三线城市）；3、自1958年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设置城市门槛限制公民自由迁徙，尤其严重束缚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可能；4、自1953年开始鼓励城市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的“上山下乡”运动持续25年，成为疏散2000万城市人口以解决城市就业的“逆城市化”进程。

 

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程，新进程以1992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之前的起步阶段和之后的加速阶段。

起步阶段是在开展农村经济改革的同时，国家通过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以及发展乡镇企业来探索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城市经济发展道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特区工业吸引了大量农村经济改革后释放的多余劳动力，盛行的撤县建市和撤乡建镇以及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也使城市人口得到增加。但这一时期城市政策总的还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并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所以城市化水平以每年约0.7%的速度在起步增长。

 

  

中国经济和城市化自1992年开始加速，源于邓小平不满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低迷而发出“步子迈大一点”、“发展是硬道理”的号召。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实行，城市规模不受限制的高速扩张（以经济开发区、城市新区为主），土地、人力等资源低廉优势的充分发挥，使得使中国迅速变成外资乐园和“世界制造工厂”， GDP平均增长率持续走高在10%以上。城市化率从1992年的27.63%增长到2006年的43.9%，14年间城市人口增加2亿多人，等于每年增加一个像上海这样上千万人口的城市。

 

即使如此，这个统计数字还是没有将流动在中国城镇的3亿农民工包括在内。这就是中国城市化最大的一个分裂特征——城市化与人的分裂，城市化成为不完全的城市化或者叫劳工型城市化。在普遍低工资福利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中，工人的工资福利无法维持其自身在城市中的再生产，加上城市户籍门槛的拦截，使得3亿农民工仅仅成为城市化进程的纯粹劳工而不是城市化的目标人群。这些在城市无法建立家园归属感的人口，进而在中国家庭团聚的传统春节前后40天时间里，产生出20多亿人次的交通出行，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类大迁徙。2008年2月南中国的持续大雪为这一大迁徙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困境，并促使更多人和城市来面对和思考这种城市化的分裂现象：每个城市都试图通过限制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和人口政策来达到对城市人口构成的优化选择，却忽视了一个城市系统内部社会生态所必需的完整性多样性，也忽视了一个国家系统内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城市化与人的分裂源于城市化与产业的分裂。在发展是硬道理、GDP论英雄的背景下，城市的主要目的和职责是发展经济，第二产业成为最普遍和优先的选择。当城市土地和资源大量集中在工业化上以创造GDP时，廉价劳力成为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而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业化的副产品，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缺乏的工业区大集合。而城市化本身可以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策略和作用反而被严重忽略。

城市与工业化的过度粗放和无序扩张又带来城市化的第三个特征：与生态环境的分裂。中国城市成为历年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发布世界前十名污染城市的常客，且经常多占名额。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出现太湖绿藻、珠三角出现近海赤潮，都是近年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值得注意的第四个分裂特征是城市化主观战略与客观现实的分裂：五十年代将消费城市强行改变为生产型城市致使北京这样的行政文化首都也成为低效的工业城市；六、七十年代的三线战备型城市现在已被遗忘；基于对大城市病的忧虑，八、九十年代实行控制大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也因为资源要素的低效而事与愿违；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大城市/城市群在战略上有了长足发展，但打破行政地域的城际网络协调还没有建立，大中小城市还难以协调发展。

这些分裂，实质是计划经济模式以来所习惯的自上而下对城市规划与控制过于主观和强硬的结果，也反映出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理论经验的贫乏。应该说目前中国政府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是有清醒的认识，新一届中央政府正在通过倡导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来修正过去一味以经济为中心发展带来的偏差，并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战略。如果中国城市化能走出一条避免分裂的均衡平稳之路，在城市化率从现在的44%发展到接近发达国家比例时，能够妥善安置好总数达10亿左右的城市人口，使其安居乐业，这对中国的城乡发展，乃至世界城市与环境的发展，都将是意义非凡的挑战。

 

    (后记：城市化最终目是为了人的发展，工业化、GDP、城市扩张所组成的城市化进程，能否在过程中而不是在最后，才关注到城市社会结构的完整性以及每个人生存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这里为城市化进程选择的图片大都与人有关。

21日龙岗整体城市设计研讨，听了北大土人景观关于生态、港大杜鹃关于社区、都市实践关于公共空间、深大关于建筑、交通中心关于公共交通五个要素方面的研究，有些启发和建议。

作为城市设计控制要素研究，到底城市要控制什么？我觉得应集中在公共空间、地块划分、空间控制、社区公众参与等方面，我认为：

1、要解放思想，改革观念。从俞孔坚的反规划推导下去，有一系列需要反的：反绿地模式-反交通市政-反自上而下-反精英-反GDP-反实体-反建筑地标-反宏大-反汽车。

到底反的是什么？反的是规划观念、理论、做法，不是反现状反规划本身，不是否定历史及规划。但是那种担心“反”过头，认为存在则合理的想法也是有问题。规划是一种认识判断和推行，如果它是必然的，那除非规划师是先知，掌握了城市发展规律，否则它就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2、城市设计控制要素，城市控制什么？公共空间、地块划分、空间控制、社区公众参与。建筑单体则不是关键。指导法定图则。

3、公共空间评估、小公共空间命名、公共空间类型界定；已有公共空间研究成果（公共空间百分比%）、公共空间在哪？怎么提供和获得何种尺度的公共空间。

   建筑类型学研究，建筑用地研究，建筑与空间关系研究、城市意象研究

   公共交通？-交通？-道路网络？自行车和步行

   划地？公共空间模式？交通+工作+生活+休憩一体化？城市机能一体化？龙岗生活？工作居住的分离和整合

“新光明城市”——任重道远的城市规划实践

寻求新世纪理想城市

二十来年的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土地上开发了无数的城市新区、建设了天文数字的楼房、增加了几亿的城市人口。这幅人类史上最汹涌的城市建设活动，除了产生出效率比西方高2500倍的“中国建筑师”群体和启发了库哈斯“广谱城市”Generic City理论，从城市规划建设史的角度，似乎很少听到来自中国的城市规划主张和想法。中国城市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少说多干、只争朝夕的状态，所依赖的也是从计划经济和现代主义沿袭下来的城市规划知识和经验，以及各地政府决策者的现代化城市想象及权力意志。

深圳光明新城的规划则希望改变这种忙乱失语状态。自2006年起，通过8平方公里的光明新城中心区城市设计活动，提出了“新光明城市”New Radiant City的理论纲领和绿色城市的建设目标，试图消解以勒.柯布西埃“光辉城市”Radiant City为源头、崇尚汽车交通高楼旷地与功能分区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对中国城市建设的潜在、持续和顽固的影响。

要达到这个目的，通常意义上的“闭卷考试闭门造车”式竞赛活动被扩展成一些列互动的国际竞赛、研讨、研究和规划工作坊。其中竞赛活动集合了奥地利Rainer Pirker，荷兰Winy Mass和英国C.j. Lim这样的世界新锐建筑师，分别为光明新城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城市设计方案。奥地利Rpax公司方案是将开发量集中在三组巨型高度达100-300米的标志性建筑综合体“垂直城市”上，以换取开阔的中心公园和多层高密度的“城市地毯”街区。建筑师Rainer Pirker希望创造一个排斥私人汽车回归欧洲城市形态的“理想城市”。

荷兰MVRDV公司方案也有一个命名为“超级之窗”的中心绿地和多层街区，因此开发量需要沿绿地边缘高强浓密度开发的超高层建筑带来平衡。建筑师Winy Mass的特色之处是提供了一个反传统规划观念的自由划地规则，允许用地需求机构在普通街区的一定面积范围内随意划地以满足各种个性要求，但附加条件是用地之间必须保持20米退线距离以安排各种街道、绿化和公共空间。

英国Studio 8公司方案则探索了城市与农业通过新技术进行融合共存的慢生活方式——这是最令人激动的基于21世纪技术与观念的新乌托邦。建筑师C.J Lim天马行空地展示了对未来城市的意象和生活想象（巴别塔般的街道和建筑、空中巴士、在悬空城市下方漫步的光明奶牛以及在田野里摆弄手提电脑的农场职工）人。

入围的三个方案，都将由汽车主宰交通再由汽车交通主宰城市规划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颠覆。MVRDV的随意街块和Rpax的“城市地毯”都有回到汽车出现之前的城市街区感觉。Studio 8则是直达遥远的城市未来，将公共汽车象索道缆车一样挂在了空中，地面大都留给奶牛和庄稼。

与竞赛同步的研究包括：香港大学建筑系杜鹃老师所带团队对光明现状调研、对已有规划解读和对近现代城市理论脉络进化的梳理；麻省理工大学建筑系主任张永和所带团队进行的调研、规划及提出的一些列规划新原则。

贯穿竞赛和研究的评议、研讨和工作坊，先后有矶崎新、夏铸九、张钦楠、王澍、杨保军、王明贤、匡晓明、宋洪焘、赵世晨、马佐罗、李津逵、陈贞耀、叶青、蔡定剑、冯原、杨小彦、顾振清、孟岩、库哈斯、马清运等国内外建筑、城市规划、交通、法律、艺术家、社会学家参加，重点关注和探讨了关于绿色交通、生态城市、规划制度、公众参与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以下一些观点。

“深圳的远见”、“新光明城市”理论与“绿色城市”标准

在总结深圳、中国乃至国际上城市规划建设经验与教训基础上，要把光明新城规划定位为“深圳的远见”，作为深圳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样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范，来探索适应21世纪环境和技术、适应中国城市化特点、适应深圳城市发展条件及目标的新城市模式。

应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循环经济的原则，批判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过于强调功能分区和汽车交通的工具理性倾向（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克布西埃提出的光明城市Radiant City就是其中代表），吸收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在多元包容、尊重人性、环境和人文传统上的积极主张，形成深圳城市规划的规划理论纲领——New Radiant City新光明城市。

“新光明城市”纲领包括：

环境上，要保护、延续与开发之间的平衡而不要城市边界的无序蔓延和自然人文现状一味的推倒重来；

产业上，要农业、观光与高新技术的统筹融合、循环互利而不要简单的分化对立、非此即彼；

功能上，要多样混合和综合开发而不要功能分区和用途单一；

交通上，要行人、自行车与大运量公共交通方式的优先而不要快速道路与立交桥所体现的小汽车优先；

形态上，要开发强度的级差和密度的紧凑而不要遍地高楼呈低密度的状态泛滥；

结构上，要街道和社区开放空间的网络化和共享性而不要道路、住区的等级化和封闭性；

建造上，要追求节能环保、循环再生技术的应用而不要视觉造型上的标新立异。

同时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保障、技术引进和资源支持，在光明率先探索和建立中国“绿色城市”的建设标准和指标体系，作为光明规划建设标准，包括功能、环境、交通、市政、社区、空间、建筑等方面的绿色标准。

为什么“新光明城市”理论从名字上就偏要和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叫板呢？现代主义已经过去很久，为什么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放眼亚美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起探讨当下和未来的共同问题？之所以还要清算现代主义，是因为现代主义规划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清算不足以在思想理论、规划方法甚至规划制度上摆脱自上而下、计划经济、工具理性、追求宏大、汽车优先、功能单一分区等等弊病。

中国城市规划从输入和建立以来，其理论观念几十年类没有根本的变化，还是基于柯布西埃“光辉城市”的机器美学及汽车崇拜、《雅典宪章》的城市简单功能分区、佩里的邻里小区以及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城市规划体系。这些大体上可以标签为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国际上的反思与批判却是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代表事件包括：《寂静的春天》（1962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7年）出版和《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发表；70-80‘s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哲学、社会、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对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的现代主义进行清算；以及过程规划Procedual Planning、倡导性规划Advotacy Planning、沟通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行动规划Action Planning以及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及公众参与的兴起，等等）。但在中国由于规划教育体系的僵化保守知识老化、规划专业制度规范标准方法的陈陈相因刻板老套、以及与行政体系惯有的一元化、英雄主义、等级、宏大、纯粹等直线性思维定势的暗合，使得这些已被中外城市实践证明落后过时的理论观念，还顽强隐蔽地占据着中国城市规划的学术、教育、实践领域和官员及大众的头脑，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几十年千城一面、文脉断裂、尺度非人、运作失调、活力不足并饱受诟病的根源。

任重道远的光明之路

虽然确定了奥地利Rpax公司的“理想城市” 作为光明新城中心区的实施方案，探索建设光明“绿色城市”的设想也得到深圳市政府的肯定，随之也成立了光明新区管委会和光明区城市规划分局，但“新光明城市”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体现在以下几点：

“新光明城市”理论还需要不断概括、强化，通过宣传深入到每一位光明新城规划建设决策者和参与者的意识之中。因为一不留神，那些已经潜移默化在决策者和规划师脑中的现代主义理论做法，诸如“功能分区动静分离”还会成为主流话语；竞赛成果由本地规划师转化为本地格式规划成果时会被不断根据习惯和所谓的现实来修正；8平方公里的核心片区创新理念也可能被依据传统理念和标准编制的大区域规划所稀释和淹没。

无人能预测光明新城未来会建设成什么样，面对中国城市的现实来说，试图摆脱光辉城市乌托邦的新光明城市理论，仍然属于另一种乌托邦。但深圳通过光明新城的理论实践来对现实城市进行反思和批判，却是值得期待的自觉行为。这些作品和思想，都在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得到展示。而这个展览总策展人马清运提出的“城市再生”主题，试图将涉及城市与建筑过期及再生的前卫思想，放到最具活力的中国城市语境中来探讨，也显示出更具超前的意识——这都是形成中国城市的远见及自我意识的开始吧。

 

乌托邦迷城

除了描绘来世，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新的群体生活的想象：从孔子的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大洋国》、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些是用文字构筑 “美丽新世界” 的社会形态；还有直接付诸实践的，如欧文的“新协和村”、傅立叶的“法朗吉”、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所有这些美好社会的空想，都可以统称为乌托邦。乌托邦通过欧文、傅立叶、马克思、列宁这一路的发展演变为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乌托邦还通过欧文（新协和村）、傅立叶（法郎吉）、霍华德（田园城市）、托尼·加涅（工业城市）、赖特（广亩城市）、柯布西埃（光辉城市）、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雅典宪章的功能城市）这一路的发展演变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因而又可以说，现代社会主义和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有着共同的源头：乌托邦。

虽然这些事实都散布在教科书里面，但是整理出这一社会主义与城市规划同源的说法，还是应该被视作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中国当下城市发展的诸多现象与问题都基于两大重要制度背景——社会主义和城市规划。追源溯流，把中国现代城市放在以乌托邦为源头的双重谱系下来考察，才能更加清晰把握中国现代城市的实践及未来。

乌托邦下的中国蛋

乌托邦基于一种绝对普遍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普遍主义认为：存在着普遍 的，在一切地方，一切时代，对 所有人都为真的真理。比如人都要吃饭喝水，有安全居所、想生儿育女，寻求社会交往乃至自由正义的幸福生活。而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人类可以弄清楚它的流向，也有足够的智慧预测未来。于是只要找到一种合乎历史进程和人类理性的幸福生活模式，就应该全民参与全力以赴去实施。

与乌托邦同根共祖的社会主义和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也基于相同的理念：社会主义相信通过建立新的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能够更好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与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从而代替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制度进步和历史进程的代表；现代城市规划相信“急切需要建立一个土地改革制度，它的基本目的不但要满足个人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 “将各种预计作为居住、工作、游息的不同地区，在位置和面积方面，作一个平衡的布置，同时建立一个联系三者的交通网”。“建立居住、工作的游息各地区间的关系，务使在这些地区间的日常活动可以最经济的时间完成，这是地球绕其轴心运行的不变因素” （引《雅典宪章》）。——两者的共同点体现在：土地等生产资料可以在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前提下进行集中使用和统一安排；社会和城市可以概括为若干几个要素的关系，将这些关系调整到最合理状态，符合历史进程和自然规律。

尽管世界社会政治和城市规划理论有了更多的学术批判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和城市规划的发展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的早期阶段，并且加入了中国特色。其中中国社会主义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改革、资本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初级极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从革命走向激进、极左、最后回归务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象一个驼峰型的发展曲线；相应的城市规划从引进苏联式城市规划、废除城市规划、恢复城市规划、以城市规划为龙头，走出了一个从引进到放弃再恢复壮大的马鞍形发展曲线。源于乌托邦的两条发展轨迹呈现出一度的脱节，两条曲线在中间分道扬镳，这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最近二十多年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政治社会状态和城市规划还是非常匹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都从科学角度来论述（一个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一个不断树立城市规划的科学权威）；其二，都用计划/规划方式来预测未来发展；其三，都宣扬公权和公共利益；其四，都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运作模式；其五，都以现代化为主要意象和目标；其六，都有威权和精英倾向；其七，都追求宏大叙事。

于是就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如现在的中国各城市政府都非常重视规划，视规划为龙头。每届政府首长都把规划当作施政的工具，通过规划来不断更新城市发展定位和建设重点。他们一般都喜欢清晰的功能分区、明确的土地用途、推倒重来的城市改造方式、宽大高效的快速汽车交通及立交转换、开阔的广场草地、高耸的现代化大楼——而这些正是柯布西埃“光辉城市”的乌托邦图景。因而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主体也就仍然以1933年《雅典宪章》所阐述的现代主义规划原则为主。

这种强烈的现代主义规划语言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行政官员与规划师所共同青睐和使用（当然具体到建筑和景观这块，则还间杂着西洋古典、巴洛克、社会主义民族等等风格可以略开不论），到底是谁影响了谁，那个是鸡那个是蛋，也许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里只能从社会主义与城市规划的同源说出发，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与城市规划实践，是同一个乌托邦下的两个蛋蛋。

乌托邦社会与城市的实践批判

乌托邦的发展轨迹并没有止于现代主义。回望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乌托邦实践从来没有如此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在思想理论层面的批判也一直是层出不穷、论争不已，不管是在社会实践方面，还是城市规划方面，都是如此。

最为壮观的乌托邦社会实践，莫过于列宁的俄国十月革命及斯大林的苏联乃至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实践与莫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一脉相传，被列宁发展为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腐朽、垂死的旧制度旧世界，建设一个劳苦大众与无产阶级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新制度新世界。这场革命率先在世纪初期的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进而扩展成苏维埃联盟、共产国际、华沙条约组织国，最后演变为极盛时期多达几十个国家、能够和西方资本主义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社会主义阵营。无奈风云变幻、人心莫测，几十年的庞大国家集团在1990年前后的苏东剧变中分崩离析、倾覆解体。这个一度凝聚多少救赎期待的人间天国美丽世界，风消云散之后，终是一片乌有之乡。

二十世纪乌托邦实践的另一典型案例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党（德语简称为纳粹）在一战战败、割地赔款、民生凋敝的德国最初是以“革命党”面目出现。它反对资本主义，支持工人运动，要求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剥夺资本家和犹太人的财产等，得到广大底层无产者甚至很多德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元首希特勒许诺为德国人民创造一个完美的“乌托邦”， 实现德意志大国崛起之梦，条件是“在党的政治教育下，全国人民都要成为一个对党忠诚的人，只有一种想法，一个愿望，一种表达方式”。里芬施塔尔为希特勒拍摄的纪录片《信仰的胜利》以史诗画面经典地展现了纳粹的权力美学、暴力哲学，以及空前高涨的集体英雄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这一纳粹版的“乌托邦”，其结局当然无须赘述。
一群被西方左派标签为“反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家，剖析了乌托邦建构实施的理论机制，反对以先验的“历史决定论”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作出统一而强制性的规划，对集权暴力政治的社会改造进行了批判，并成功预言了“苏式乌托邦”的失败。

批判理性主义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1936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就指出：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他把那种认为人类有足够智慧预测未来并据此实施社会改造的想法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后来的美国政治学者雅各比提出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与之相类，这里苟且将之合并为“乌托邦社会蓝图”。

“乌托邦社会蓝图” 精确规划人类的未来社会，包括人们如何行动，如何思想，理由是：历史发展是可以预测和预期的，为了达到“整体社会”的发展，实现国家民族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实施社会改造，因而就包括对人的改造。这一逻辑自然导致权力主义的倾向：为了实施对人的改造，就必须获得并扩大国家权力以加强对社会与人的控制，于是不可避免出现集体主义、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预测和控制历史的偶像成为极端的唯意志论者，任何个人自由和意志被抹杀，最终必然通往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所警告的奴役之路。

相对于乌托邦社会蓝图，因为城市规划的专业特点，乌托邦城市蓝图就更丰富和具象。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苏俄的构成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赖特的广亩城市、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这一一幅乌托邦城市蓝图，也并非是城市与建筑专业的偶然想象和随机创意，而是和乌托邦社会的产生一样，与当时政治、社会、技术和哲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柯布西埃的名言“建筑或者革命”就表明了通过城市与建筑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意图，体现了当时普遍的现代英雄主义情结。他把“光辉城市”的乌托邦城市蓝图呈献给斯大林、墨索里尼、贝当和尼赫鲁这些极权领袖，都是和上述的乌托邦社会蓝图实施逻辑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同一时期乌托邦社会蓝图和城市蓝图存在的审美趣味的分离（如苏维埃与构成主义、包豪斯与纳粹等），本身就是对乌托邦的历史决定论的反讽。

巴西利亚和昌迪加尔可以视为“光辉城市”乌托邦城市蓝图副本的实现，战后欧美城市的很多重建和开发，以及现在的新北京城、上海浦东、深圳这些立交高楼的城市里，也能隐约看到这一蓝图的影子。

第一个针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乌托邦蓝图所进行的颠覆性挑战，来自一位注重日常生活观察的外行妇女简.雅各布斯。她在1961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对现代主义规划奉行的最高原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她批判柯布西埃蓝图所推崇的绿地、交通和建筑的大尺度破坏城市传统文化多样性并制造犯罪；她批判大规模推到重来的暴力式城市改造让政客和房地产商获利，让建筑师得意，让平民百姓成为牺牲品；她批判以现代主义原则建造的缺乏街道生活的新住宅区实际上是新的贫民窟。1972年美国圣路易斯城高层公寓因为犯罪等问题被炸毁，被评论家詹克斯当成了现代主义建筑死亡的信号。随之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哲学、社会、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对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全面清算。1977发表的《马丘比丘宪章》也对《雅典宪章》以功能分区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城市主张做了拨乱反正。城市规划界也对城市规划的服务对象、编制过程、综合理性方法、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门类丰富的新品种：过程规划Procedual Planning、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渐进式规划Incremental Planning沟通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行动规划Action Planning……

乌托邦不死与城市再生

尽管乌托邦的社会蓝图和城市蓝图受到了彻底批判，纳粹乌托邦和苏式乌托邦烟飞灰灭，巴西利亚在寂寞的高原上少人问津，现代主义被戏谑地宣布死亡，但是，一种乌托邦消亡了， 成千上万的乌托邦还会冒出来；而城市，则会在真正的衰老死亡之前，不断被人们七万百计地延寿和再生。

将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视同一类乌托邦给一勺烩了的哈耶克，也仍然给乌托邦留有余地。哈耶克说，自由主义者也应当有自己的乌托邦构想，来吸引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投入，满足他们的知识探索热情。乌托邦确实并不是只以社会主义一种方式存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样是一种乌托邦。所以既要意识到对现代乌托邦的批判还需放在整个现代普遍性的框架来全面深入进行，又要明白做为作为人类希望与梦想本能的乌托邦不会死亡。乌托邦积 极的功能是批判现实，探索各种可能，促进人类自我更新和改善。乌托邦的悖 论在于，它的生命力恰恰在它的非现实性和批判性，任何企图将这种非现实性和批判性变成具体蓝图付诸实施都会导致乌托邦的生命力僵化甚而导致麻烦与灾难，这又是必须加以警惕和批判的。

关于城市乌托邦的设想自然也不会停止。“光辉城市”乌托邦之后，还有居伊·德波（Guy Debord）与纽文华（Constant Nieuwenhuys）提倡的情境城市Situation City，阿基格拉姆（Archigram）的插座与行走城市，柯林·罗（Colin Rowe）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瑞姆.库哈斯（Rem Koolhass）的广谱城市Generic City，理查德.瑞杰斯特（Richard Register）的生态城市，利布斯.伍茨（Lebbeus Woods）的中心城市，等等。

目前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乌托邦情景之中，城市也深陷于一种具备“光辉城市”乌托邦特征的超现实状态之中。相对于国外乌托邦的广泛研究，中国社会与城市似乎都在实践着当年深圳提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管这个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邦邦。

深圳光明新城规划则希望改变这种迷茫和失语状态，通过一些列的国际竞赛、研讨和研究，提出了新光明/辉城市New Radian City的理论纲领和绿色城市的建设目标。其中竞赛活动集合了奥地利Rainer Pirker，荷兰Winy Mass和英国C.j. Lim这样的世界新锐建筑师，分别为光明新城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城市设计：Rainer Pirker用“垂直城市”式的集中开发和“城市地毯”式的街区塑造了一个排斥私人汽车回归欧洲城市形态的“理想城市”；Winy Mass在超级绿心和高层带之外提供了一个反传统规划观念的自由划地规则；C.j. Lim则探索了城市与农业通过新技术进行融合共存的慢生活方式——这是最令人激动的基于21世纪技术与观念的新乌托邦。

当然，被选择实施的“理想城市”方案、以及试图摆脱光辉城市乌托邦的新光辉城市理论，面对中国城市的现实来说，也都是一种乌托邦。无人能预测光明新城未来会建设成什么样，但深圳开始对现实城市的反思和批判，，却是值得期待的自觉行为。这些作品和思想，都在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得到展示。而这个展览总策展人马清运提出的“城市再生”主题，试图将涉及城市与建筑过期及再生的前卫思想，放到最具活力的中国城市语境中来探讨，也显示出更具超前的乌托邦企图。

哈耶克说： 世界是人的活动演进的的产物而不是人理性设计的产物。

波普尔说： 各种政治思想中，要使人完美无缺和绝对幸福的想恐怕是最危险的一种了。要在大地上建立天堂总是毫无例外地造成了地狱。

王尔德说：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不值一看，因为它遗漏了一个扎根于人性之中的国度。

雅各比说：完美的社会只是一种虚构的理想，人类的完美境界是永远也不能达到的；唯一可能的只是努力向前而已……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航行中没有指南针。

这些关于乌托邦的说法充满矛盾和困惑，所以不管有意无意，我们都在乌托邦迷城之中。

 

 

制年里说机制（二）

上篇说了规划理念更新和规划体系简化的意见，下半年一忙这机制年就要过去了，所以赶着年尾巴再补齐下篇。当然这半年新的动向支持了我在上篇的两个观点。

其一，在规划理念更新方面，新的广东省主政者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更加的一针见血、当头棒喝。可以说，没有规划思想的大解放，旧观念旧体系的城市规划很难支持城市去大而好的发展，更不用说去叫板甚至超越世界先进城市。这一届双年展围绕“城市再生”主题所组织的一些列作品和论坛，也许能给我们更多城市新思想新观念的启示，但需要我们花时间费心思去消化吸收。

其二，在规划体系简化意见中建议规划只应分两个层次：宏观（战略指导性）规划；具体（战术操作性）规划。下半年深圳市政府组织各职能部门大规模赴新加坡考察学习，翻开跨海取回来的新加坡规划体系真经，上面正好也写着：新加坡的发展规划采取二级层次，分别是战略性的概念规划和实施性的开发指导规划\总体规划。规划名称由得人叫，关键是规划层次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都只提两个呢？这是基于一种务实的逻辑或者说方法论，则通过宏观（战略指导性/概念性）规划去把握城市发展大的目标方向，通过一个统一层次和表达方式的具体（战术操作性）规划来实施开发建设。只有计划经济的、僵化的、懒惰的规划才保持复杂的规划层次和繁多的规划门类，把规划变为福特流水线、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最终达到了分散规划资源、加大规划成本、拖延规划周期、损耗规划效率、消解规划权威的效果。实践中规划局内部因为分区（组团）规划、法定图则、详细蓝图、城市设计的诸多矛盾而消耗的行政精力已经不容忽视，就更不用说来申请行政许可的外界对这样的规划服务的无所适从和疑惑了。

三、面向行政许可的规划制定与成果表达

接上篇建议将法定图则（控制性详细规划）、详细蓝图（修建性详细蓝图）、城市设计、改造规划及各类需要具体实施的专项规划全部归入具体（战术操作性）规划，其成果统一为“一张图”，下面来探讨这张图如何编制表达和高效覆盖。

所谓“一张图”，是规划管理机构、用地机构与公众信息对称地了解每一块土地并在规划行政许可和开发建设行为上共同依据的规划管理图则。“一张图”应该以现有法定图则为基础，面向规划管理行政许可业务的操作需要，来完善补充控制要素。最重要的规划管理行政许可业务是那些呢？主要两个：土地划分（用地选址意见书及红线方案图）和设计要点（用地规划许可证）提出。下面探讨两个业务对规划的真正需求和存在问题。

1、土地划分一向并当成一项地政业务而受到城市规划专业的忽视。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都是凭感觉在切分地块，切到法定图则阶段时，地块通常还是偏大，支路网络还是偏少。这样土地出让就需要进一步细分，这一工作应该谁来做呢？法定图则把这个工作留给“下一段警察”：可能再编制的详细蓝图。但土地行政许可业务往往都非常紧迫，能抓住法定图则而不是更高层次的规划来作业务依据已经是很规范的行为了，哪有时间再来等待法律地位不甚明确的详细蓝图或城市设计？最终多数的结果是地块按先来后到挑肥拣瘦的“卖猪肉”方式被随意切分，城市支路网络（街道）和公共空间死于在对“下一段警察”的期待中。当然，就算“各管一段的警察”都到场，如香密湖高新园区一些核心的地段，各层次规划自上而下一个都没少，最后街道和公共空间也会失踪的案例也很普遍。这说明城市规划还没有认识到划地的重要性和技术性。通常城市规划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指定土地用途（涂颜色）和开发强度（给容积率），至于划地，能大则大，一方面以为大居住区（甚至有故意划大地块以排斥小地产商竞拍土地的说法）、大工业地块好，另一方面则以为大地块能适应土地使用的各种需求。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大地块的直接缺陷就是无法让规划达到现行《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关于道路网特别是次干路支路的标准（次干路支路通常标准加起来是每平方公里7到9公里长，也则是在一平方公里土地上纵横两个方向要划上7到9条道路，这样算下来地块只能切小到3公顷左右），动辄上10公顷的居住、工业甚至商业办公地块带来的第二个缺陷是缺乏开放支路及街道等公共领域之后城市对步行穿越活动的不友好。规划师应该从建筑入手研究土地如何切分到最小的可出让单元（正在编制的城市设计标准与准则对办公、居住等用途的地块细分面积作了规定），并在各土地单元之间通过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来组织良好的邻里关系，赋予城市以良好的空间品质并让城市文化生活有附着生长的可能。这方面工作对城市规划质量的重要程度，比起涂颜色给容积率来说更重要。所以说划地就是规划，规划成果应该有最小的土地单元划分。这样划地的行政许可就不再是卖猪肉需要自己挥刀切割，而是像卖邮票一样有标准单元直接提供，只不过遇到真正大客户时可以考虑提供双连张、小四方连张甚至若干连张，但这时城市支路网络和公共空间就会像邮票的分割线一样随地块附送，保证不会丢失。

2、设计要点的提出也一直处于缺乏规范的状态。现有法定图则能为设计要点提供土地性质和容积率，这还是现成地块不需要细分的情况。一旦细分之后容积率如何分配又是问题。光土地性质和容积率也不能代表设计要点的全部，要高标准规划就需要对城市空间进行预先的设计、控制和引导。这方面的内容，有些规划有，有些规划没有；有这方面内容的规划，表达可能是五花八门的；这些表达背后的理念，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面对这么复杂的规划成果，如何去填写设计要点内容就变得非常依赖个人判断和加工。所以不妨将许多为规划而规划的逻辑理顺一下：城市到底需要从那些角度和要素出发来控制引导开发建设？这些要素如何在设计要点里来表达？规划如何直接指定包含这些要素的设计要点？这样所谓的规划为设计要点行政许可的服务就是：具体规划成果就是标准成形的设计要点。规划图册里就有每一块细分土地的设计要点。这种图册可以在政府窗口有偿索取，任何人都可以知道任何一块已建或未建土地（除军事保密者之外）的设计要点。这种设计要点图册就和美国的土地区划zoning相类似，将城市规划成果变成一种与土地合同及用地机构相对脱钩的、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产品，而不用像现在那样设计要点只有碰到土地出让才会临急临忙去依靠少数公务员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拟定。这些理念若能得到理解和支持，将会在新一年的项目研究中探索设计要点的改革。

总结下来，所谓面向行政许可的规划制定与成果表达，就是要将所有属于具体（战术操作性）规划层次的所有门类规划的最终目的统一为：地块细分和设计要点，其成果表达方式是在法定图则总图及图表基础上发展为：土地空间控制总图及设计要点图册。

四、整合资源提高规划编制审查的效率质量

在法定图则全市覆盖都步履维艰的情况下，要将规划成果一步到位变成划地和设计要点指南手册会不会太不现实？如果沿用现有的规划观念和做法，当然是不现实。但如果以规划思想的解放和规划层次的简化为前提，则未必不能实现。方法简略建议如下：

1、  制定土地空间控制总图及设计要点的标准格式。重新调整规划控制要素及其刚性与弹性程度。

2、  尽快颁布《城市与建筑设计标准准则》及更新的《城市规划标准准则》作为规划通则。通则里将原来规划强调对土地的唯一指定用途变为规定土地的禁止用途，禁止用途之外的用途留给用地机构和业主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这样的土地用途高度兼容和混合可以显著提高城市活力和土地的市场价值，减少规划师对土地用途进行唯一性指定所花费的精力和个人判断，减少改变土地功能行政许可申请所消耗的行政资源。通则还根据不同用途及所处位置条件制定用地开发强度标准，这些关于开发强度的通则条文也构成为一种文字编织的密度分区。

3、  当然这些通则条文还需要一些列的配套公共政策来共同发挥作用并提供弹性和灵活性：比如与高度兼容和混合用途相配套的土地及地价政策；可对土地用途改变、收益增加进行调节的物业税；为容积率提高需求制定的地价调节、收益分成、容积率补偿奖励和谈判制度；等等。

4、  这样原来规划的两大工作重点（指定用途和开发强度）就基本可以通过标准准则通则条文来完成。规划师的精力就可以解放出来，解决真正的规划重点：公共配套、土地划分和空间控制。而这三方面也有相应的标准准则来套用和衡量。空间控制的理念不应该是摆建筑画有树木铺地的漂亮总图，而是将重点放在城市空的、不盖建筑或限高建筑的控制上，在概念和方法清晰之后空间控制也会非常简单。

5、  在规划层次简化为两个之后，除了正在完成的总体规划修编，将其余规划资源（业务处室、规划编制单位、正在进行的各类前期项目费用）都转化为制定具体层次的规划，按统一标准编制各片土地空间控制总图。这就相当于集中尽可能多的规划资源来同时编织“一张图”。这肯定比不同处室编制各自无法拼贴汇总的各种门类规划要高效得多。各业务处室的规划业务若能打破专业与行政界限，通过总师将规划、城市设计、交通、地政、建筑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组成不同片区的规划小组来推动规划进程，也必定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6、  规划审批、公布机制也应作出化整为零滚动审批的调整。一个5平方公里的分区可能细分为100块建设用地，按现有机制以法定图则标准分区为单元来编制和审批，这100块地相当于被捆绑和连坐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次过堂审查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少数几块不成熟的把其他成熟的连累了，一起回去回炉，从而效率低下；一是大部分成熟的掩护滥竽充数的一起蒙混过关。这种整体印象式的审查其实无法成为严格的产品检查，因为规划产品虽然是以整体印象获得通过，这种产品的使用却不是整体式的，而是一块一块掰出来使用，因而在使用过程中会因为单快地的问题再重新走程序被回炉。也许高效的审查方式应该向齐泯王或德国老太学习。泯王改革了老爹宣王一次听300人演奏的整体印象式，一个一个来听，所以技艺不精的南郭先生立马现形走人；据说德国老太找掉地的针是在地上画好网格然后逐格搜索，这样绝对避免满地重复乱找。这些看起来比较笨的方法，实际上反而有效率。所以100块地应该是一块一块来审，通过一块就在地理信息系统的“一张图”网架上贴出一块。这轮没过的，下一轮改进后再来过。这种化整为零滚动审批的方式，既能每一次都让80-90%成熟简单的地块获得通过，又给那些复杂的刺头地块有充分改正和随时再接受审批的机会，相信这应该是更加高效和严格的方式。这样的审查又迫使规划师将重点落到每一块用来划分建设的土地上，而不是始终悬浮在各种分析、解说和表现图上，从而提高了规划的效率和质量。

 

机制年365天一晃而过，大政府要忙的事太多，实质要改革的机制也太多。规划改革还包括规划法制、信息管理、公众对规划的过程参与、城市改造更新方式、产权制度、土地政策等等，这些也不是一年能说透理清的。所以即使机制年外，也还须不断说起这个机制。

 

说界

概述

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改革试验田、对外开放窗口——这是二十多年来对深圳特区最普遍的叙述。这种说法隐含了深圳的一种围城特色：为了实验改革开放，深圳需要相对地封闭起来。1982年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国函字92号文件”、花费1.38亿元经2年半时间、西起南头区安乐村海边东至梅沙背仔角海边、主要沿着连绵的梧桐山脉羊台山脉建起长约126km铁丝围网、90km巡逻道、163个岗楼和8个（现增至15个）边防检查站，被称为二线关。这是相对于1898年英军借助《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所建立的主要沿深圳河分界的一线关而言。126km一线关和32km二线关所合围的327.5 km²区域（现在演变为396km²），就叫做深圳经济特区，属于从原宝安县演变而来的深圳市1953平方公里辖区的核心部分（特区之外仍有龙岗宝安两区和不断从中分化出来的盐田区、大工业区和光明新区）。依靠特区政策、区位优势和开拓精神，深圳26年GDP平均增长速度为27%，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

界上界下

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观察研究深圳发展传奇——边界就是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

深圳边界严格意义或者放大来看，从来不是一根线。有些线游离边界之外圈成封闭的飞地，例如过去香港那边留下了大清的九龙寨城，现在有伸入深圳属香港部分管制的深圳湾大桥和一地两检的口岸。一直以来边境村民还有土地在对岸可通过边境耕作口进行日常耕作。深圳河经过一些裁弯取直，也在界河两边留下了一些互属对方领地的手尾，成为两地未来共同开发河套地区的伏笔。特区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边界线蔓延开的边界面，特别是早期更多被视为大陆香港的缓冲地带。一线还分拆出一些小鼓包区域作为保税区，也可视为香港与深圳间特殊税收的缓冲区。不足500m的中英街，一段时间还是特区中的特区，需要在深圳再办理通行证件才能进入。二线和内外行政区的界限也是不完全重合的，但没有像一线河套地区那么控制明确，于是就形成了管理缺位自发建设的插花地。二线内外二元发展的落差也催生出些小鼓包住宅区，可以身在关外享受关外房价和关内便利。政府也在想办法拓展特区范围，比如龙华二线拓展区就为深圳增加了22平方公里的关内土地。

边界层次的复杂多样，反映了隔断与交流的复杂多样，就像落差较大的河流上的多级水电站，能够使能量的转化更加充分有效。特区或者又可以比作多极船闸河道中的一个环节，通过一二线关这两道水闸，跟两边不停地做着人/物/水/……诸流的对接和交换。

将一二线关做一个剖切面，可以更容易看到边界的各种流通：一线关17个各类口岸一年出入境人数达1.67亿人次，出入境交通达1537万辆（艘）；二线关进出人数达4亿人次，车辆1.25亿辆次。这里有中国最大的陆路客运和货运口岸。罗湖口岸甚至24小时通关，真正的川流不息、昼夜不舍。如此繁忙的流动，意味着这个城市要饱受货柜车穿越、拥堵、尾气和鸣笛之苦，需要修建专门的道路（东、西部通道），同时也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口岸经济产业链：报关、代理、停车、加油、按摩、夜店、住宿……上亿人次的客流则意味着：到香港旅游、商务、上学、买名牌、生小孩、看《色，戒》、搭飞机、从事色情劳工业……到深圳则是投资、上班、票戏、养老、买碟买书卖菜买仿真名牌、过夜生活或第二家庭生活……

通过边界剖切面，不但可以看到边界的合法流通，同时也能看到诸多受边界限制的非法流通。比如形形色色的偷渡，利用快艇、货车、行李乃至身体进行走私。如果这个剖切加上时间向度，我们甚至能看到1987年数万人聚集深圳意图冲破一二线关、1962年十万人聚集深圳6万人逃港、以及1979年、1957年……又假设我们真的将边界掘地三尺剖切开来，就能看到巨大的涵管中每小时13万立方米的优质源水正向香港喷涌，这是著名的东江供水工程，从1961年开始彻底解决了香港制水之苦；粗大电缆输送的是大亚湾的核电。当然还能通过剖面看到更有趣的东西，比如一些暗藏的输油管道从水底通向边界，以及象老鼠洞一样匪夷所思的走私地道从民宅地下穿过边界。边界还有更多看不见的潮流、资金流。读最近报道深圳现金流占大陆的一半，又报道地下钱庄的活跃程度。可见在这个边界，除了看得见的物资交流，更有许许多多我们看不到的暗流涌动：包括资金流、观念流、时尚流……

 

界左界右

所有的流动，是因为存在状况不均衡导致的压差，压差又导致了交流需求。边界某种程度来说起到维持压差（通过隔绝）和释放压差（通过交流）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作用。这种悖论性是边界诸多现象组成的边界效应的本质。

边界两侧的压差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当然最根本的是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诸多制度，一国两制的地理分野就是这道界线；其次是文化观念；再就是经济水平、产业类型、环境资源、市政服务、生活成本；更具体而微到电影/视/脑的屏幕内容，等等。

压差形成势能，高悬的势能又随时化为动能，这就是边界两侧不可压抑的城市能量转换和流动的根本原因。

从深圳短短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看，怎么形容边界（口岸）对深圳的影响作用都不为过。特区深圳甚至可以说是为一线边界而生的。单从城市空间格局来看，早期以国贸大厦为标志的罗湖上步片区就是依托罗湖口岸发展起来的，随后是福田中心区，对应皇岗、福田口岸，现在西部通道口岸开通，后海甚至前海中心区的发展概念也就越来越响亮——深圳一直以来强调的带状多组团的城市空间格局，换种说法就是沿着一线口岸发展的多组团多中心的城市格局。

纵观边界两边，多年以来最为壮观的交流应该在制造业这块。1980年特区刚成立时，香港制造业占香港比重22.8%，到了2003年却只有3.7%，约有8万多家制造工厂从香港北移，5万多家落脚于珠三角地区，奠定了这一地区称为“世界工厂”的基础。深圳是最早承接这些工厂的基地，港资企业占深圳外资企业的八成。从早期“三来一补”开始，深圳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升级换代，到今天深圳工业总产值达到2006年的2858亿元，占生产总值的一半。

当然也应该看到这种交流不是单向而是多向的。比如香港从产业转移中换回的投资效益2002年达到764亿港元，占当年GDP的6.1%。而深圳在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工厂向二线外以及深圳市域外转移。一些人担心深圳会重复香港工业外迁导致空心化的现象，但这却是压差梯级递减释放的正常结果。

边界传递的还包括观念和制度等知识类型的能量。袁庚在蛇口的试验，不但是输入对岸的资金、技术，也包括管理和观念。当时蛇口的民主选举和自治开一时之风气，“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更是对两地观念差距的感悟、提炼和升华。

除了金融市场（包括股票、期货等等），香港在土地有偿使用、房地产和城市规划方面，也都是深圳早期学习的样板。港英政府针对租借的殖民地采取的一种短期一次性获得土地几十年收益的土地批租制度，契合了深圳以及后来的其他城市迫切希望通过土地收益进行城市开发建设的需求，从1992年拍响土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槌起被广泛普及。但各种土地年期（从15年到70年）到期后的权益问题，直到今年颁布的《物权法》，才有了说法。有了土地的市场供应，深圳房地产市场随之发展起来。最早的地产操作，从一梯八户户型，到楼书广告、楼花、按揭、炒卖，术语和手法都来自香港。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深圳房地产发展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迅速摆脱香港影响，形成了洋气小资讲究环境的深圳特点并成为内地观摩学习的样板。城市规划方面最大的输入则是法定图则这个名词和规划委员会制度，这使得深圳在规划体系和决策上略为有别于全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做法，显得更加规范。当然香港还有很多城市规划优点是深圳多年以来正在学习的，比如高密度开发、土地混合利用、交通的简洁高效、TOD理念的新市镇开发、环境保护。尤其是在土地开发密度方面，边界两侧的土地资源供应本来有巨大的落差，这使得27年来深圳得以按照城市规划的宽松标准以及村镇开发的粗放方式迅速消耗完可建设土地的80%。面对土地难以为继的窘境，香港土地的可持续使用方式还是可以成为深圳继续学习的对象。

尽管深港边界从1898年就存在，其实当时边界的限制及发展差距并没有太大。两地真正落差的扩大应该是六十年代之后，香港融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经济得到起飞，而大陆则陷入政治运动“左”右的泥潭。然而27年以来27%的年增长速度正在缩短两地差距：过去的逃港者时有回流、更多香港白领来深圳工作妇女来大陆寻偶、深圳人开始到香港炒股、买房。过去顺落差方向互补型的流动正在呈现一种复杂多向的混合流动趋势。

这种流变也体现在互认上。从民间角度看，深圳乃至整个大陆早期都是香港人的乡下“表叔”，而香港一直是国人心目中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黑社会打打杀杀的地方，蹩脚的港商普通话一开始也象香港脚一样属于负面元素。但随着香港影视流行文化的风行，港台腔成为了时尚。当然97之后香港的普通话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则保持着开放兼容相对独立于香港的文化特征。香港政府前几年曾有对港人北上消费进行征税的动议，近来又提出让深圳居民自由进入香港的建议。有趣的是，香港民调显示：65%的香港居民并不乐意看到深圳人的香港自由行。如果反过来对深圳人做一项香港自由行的调查，估计持无所谓态度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这种互不稀罕的微妙心态，也许是一种平等理性合作的基础。

政府层面上，有人这样形容深港关系：过去是深圳的目光盯着边界一侧的香港，比如这届深圳政府就明确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口号；而香港的目光则越过边界，越过深圳的头顶，盯着中央和广东省。在发展后劲和资源支持日益依赖大陆、长三角京津塘群雄竟起、而俗话又说远亲不如近邻的情况下，香港终于注意到身边这位不断在蹦高的深圳小兄弟。曾特首今年的施政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建深港大都会的纲领，说出了深圳一直想说、也逐渐为香港有识阶层所认同的现实——共同发展深港大都会是双方目前最大的互利机会，至少可以先从河套地区做起。

深港大都会，这也许是香港从1840年分割1997年回归之后的再次融合？当一线关有一天会淡化的时候，也许就是二线关逐渐形同虚设却还继续存在的伏笔吧？两个城市实力相加据说2020年就可以超过伦敦排到世界榜眼的位置，而据一项从太空俯瞰拍摄地球的研究，香港和深圳所在地区，也则是过去的新安县境内，其夜间已经成为地球上灯光最亮的区域——这足以令人浮想翩翩。

界生界死

弗利德曼说全球化显得地球是平的，边界将成为摆设。深港边界的未来固然难以预测，但至少我们应该具备足够的宽容和自信去回顾和研究这条边界的历史、机制和效应。边界和范围广泛存在于物竞天择的大自然中。如果我们将眼光从各种文明的中心移开，一部人类文明史或者也可以表述成人为边界的更迭变迁史，而且由于冲突/隔绝/沟通/播散这多种作用的集中以及传统中心主义的盲区，边疆/界/缘/际的就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和富矿。2005年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中有两件作品不约而同聚焦于深圳的边界，一件是欧宁的《二线关》，另一件是台湾季铁男的《长城计划》，前者关注二线关的现实，后者对二线关的未来作了描绘和畅想。今年的双年展变为深港双城的互动，深港边界更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前两年政府民间撤掉二线关的呼声甚高，很多人将二线关比做必须退出边界角色的长城和柏林墙。现在大家的目光则烧灼着一线边界及河套地区。但其实我们对于边界的知识还是远远不够：新的西部口岸和福田口岸甚至不会或者不要规划和预留配合口岸运作的配套设施，更遑论针对口岸经济、货柜司机村、二奶村这些边界/口岸独特现象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过去深圳多从政治、经济、交通等较为功利的角度来看待和规划边界，却缺少从环保、生活角度来保护、展现甚至享受这道山水的边界。圣人说，不知生，焉知死！如果我们将深港边界一百多年的互动搞清楚，我们也不妨可以来猜想：如果有一天没有了这道边界，深港的世界又是怎样？

11日刘珩带三位老外来访谈（伦敦Golddensmish University 的Scott Lash 教授和在中国负责风险文化的Tyler Looker等），关于风险文化、金融发展、城市规划。说到光明要做new-radiant city，反现代主义规划，手口都敏捷的Lash提出疑问，现代主义已经太早，为什么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放眼亚美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起探讨当下和未来的共同问题？我觉得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也会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一些共性问题，但为什么还要清算现代主义？是因为现代主义规划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清算不足以在思想理论、规划方法甚至规划制度上摆脱自上而下、计划经济、工具理性、追求宏大、汽车优先、功能单一分区等等弊病。他们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从这一点看，深圳市委老大从政治思想与社会经济角度提出要研究推广后现代理论，龙岗区政府热烈响应提出建设后现代龙岗，虽然从主义和西方角度后现代也已过时，从建筑角度中西方对后现代都有很多认识偏差，但从清算现代主义、跨越工业制造业的现代化阶段，进入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的提出还是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或者说只得继续进一步从积极正面角度来解读和倡导的。

所以即使在全球语境下，要反这个现代、后这个现代，都未为过时。因为这首先是针对我们的状况，解决我们的问题。就象五四提反封建，如果不彻底，49年共和国建立之后，还是得反。

上周四区龙岗规划分局讨论龙岗总体城市设计如何展开。对于这么巨大且容易变得空泛的题目，我的想法是：根据龙岗特点制定龙岗自身的城市设计通则而不是在八百多平方公里的空间上来画图设计；专家广泛参与开放研讨的同时更应该吸引公众和规划管理人员的参与，将项目的过程变成交流、学习、清理和统一城市理念的过程；对市委领导及龙岗区政府先后提出以后现代理念建设城市的口号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和阐述。刁中和匡晓明代表部分专家表达了对使用后现代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担忧。我却没那么多顾虑。后现代尽管在建筑领域被詹克斯、格雷夫斯之流玩弄得流于表面、片断、符号化，并且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因为进一步的误解、畸热和错用而名声不佳。但真正的后现代多元化主张对现代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和消解，在哲学、政治、社会、城市规划领域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依赖工业化和劳动密集制造业，追求工业产值为主的GDP，人人都默认甚至喜欢汽车优先、功能分区合理、大马路大广场气派的阶段，后现代也可以说是深圳力图跨越工业化原始积累，发展高新、金融、文化与物流产业，进入以人为本，尊重环境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概括和观念革新。所以也可以理解此后现代非彼后现代，应是深圳特色的后现代。象和杜鹃讨论那样：更准确说，也许不是post morden，而是after morden。问题转化为：现代之后的龙岗和深圳应该怎么办？

尽管大约十年前看过一处龙岗客家围屋，那天进入鹤湖新居还是很受震动和启发。

客家围屋这样的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主义阶段当然是被消除或者遗弃的对象。当他们苟延残喘捱过苦难的现代化进程迎来龙岗准备进入后现代的喜讯之后，除了个别作为客家民俗博物馆，有些已经残垣断壁、泥墙苔绿的他们应该被怎样对待？

我走在那些尺度宜人、空间多变的巷道、庭院、花园、广场中，直接的想法是将围屋最外层的高墙打开许多入口通道，将这个原本就是一个封闭独立的城市聚居空间重新开放和融合到大的城市空间中来，然后休闲、娱乐、商业和人流一道，形成一种叫城市活力的东西，通过这些四周新增的入口通道，注入到围屋的各个角落。那么，一座围屋就是一片比上海新天地/弄堂石库门还城市的城市。在开放使用起来的围屋庭院广场里喝茶喝咖啡，我相信味道会像意大利小城镇里的一样好。

如果将围屋尺度宜人、空间多变的风水塘/巷道/庭院/花园/广场空间体系加以整理，总结为一种城镇空间的组合模式，开放地应用到新的城镇开发中，不就成了医治龙岗地大路宽广场无边、打造龙岗城市空间独有特点的天然法宝了吗？

如果围屋的开放使用是一种城市化过程，反过来，围屋之外的城市化建设，应该是围屋化。也就是说，围屋与城市的相互转化，古今、里外、开合、一阴一阳，相生相济，我认为就是龙岗再好不过的城市设计之道了。

如果不信，且在宽广无边人迹稀少的龙城广场上建上5-6个开放的新围屋，保证见效。五六年前帮博罗客家城镇出主意时，我就提出将新城当围屋来做的概念。四五年前刚得到深圳的航片，注意到龙岗围屋的密集分布，就将很多有围屋的村落图片收集起来，一直想如何借助航片和实地考察的结合来研究城市。没想到这些积累有一天会汇集在一起，冲开一些穴道，让我产生开窍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