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一早我们赶去上海，汇合评选主席矶崎新，以及从北京赶来的朱锫、纽约赶来的Hany Rashid两位专家，举行深圳深交所片区联合招标项目的最终评选。未能赶来的另外两位评委崔恺和马清运则提交了书面意见并部分参加了电话投票。评委主席矶崎新为了使评选结果能够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执行，承受着巨大压力来引导评委达成共识。评选总体设计第一名是Steven Holl的方案，各单体评选的结果则是专业判断和业主意愿间的折中平衡，其目的是争取业主来实施总体设计第一名方案的公共系统和整体效果。

这一夜是元宵节，北京的TVCC燃放烟花导致失火。说过解构与标志性（iconic）建筑是时候终结的矶崎新，又为库哈斯的深交所建筑选择了一个相互连接形成整体的周边街块城市设计。深圳能否从似乎寓意深刻的这一天，开始成为一个注重整体秩序和关系的城市呢？

新年过后的1月4日，深圳建筑师在城脉设计公司的召集下聚会了一次。我晚到了，走进中心区诺德大厦金屋菜馆金碧辉煌的房间，吃了一惊。巨高的椅背，围着巨大的圆桌，墙壁上挂着轮胎一番大小的金色算盘珠子。建筑师则像侏儒一样缩在这超大尺度的桌椅间。三围桌子也是隔着鸡犬不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远距离。主人请大家轮流发言，发言的人必须走到中间站着拿着话筒，还难以保证被大家看到模样听清观点——总之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超尺度建筑师集会——这和中国现代城市与建筑的超尺度倒是一致。

新年过后的1月5日，建筑师谢英俊正好在深圳，和我约谈。大部分时间在灾区的他，给我带来他在灾区的进展。之前我也看过一些照片，那些大山深处竖立起的轻钢屋架在冬日里熠熠生辉，最是动人。他谈起现代生态村屋已完全得到村民的认同和掌握，甚至在村民手里得到改进。尝到这一自己动手可建的廉价生态房好处的村民，甚至愿意向谢英俊的服务付费。而这些减少碳排放的房屋，如果能成千上万地推广建设，还可以打包来进行碳交易换钱。加上一些企业和慈善基金的支持，所以在谢英俊的协力造屋中，面临的困难还不是资金、观念和技术，而是专业人手的紧缺。所以他希望土木再生能在志愿建筑师的组织动员上给予帮助。而经济不好项目骤减的当下，如果设计机构不是裁员而是减薪，倒是可以将那些愿意的年轻建筑师派到灾区实习锻炼。我想起此前一天的建筑师豪华集会，虽然我也顺着社会责任这一话题说到了灾区及谢英俊，但要是早些知道谢英俊的具体需求就好了。

12.19设计之都座谈

11月份传来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设计之都”头衔的消息，虽然有些盛名难副，但作为激励和标杆，却是大大的好事。尤其在深圳招投标放到工程招投标平台按管理包工头方式刻板操作的今天，在一些政府部门及领导对设计方案采取低价中标采购的今天，在一些国际大腕方案普遍遭受深圳业主冷落的今天，这个“设计之都”的到来，对困顿焦虑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因而12月19日组织召开了城市与建筑设计界的“设计之都”座谈会。恰好前一晚见到侯瀚如，便把他也拉到了会场。

话题还是集中在开放竞赛门槛和促进设计创作上。哈佛系的刘珩和张之扬都代表小公司表达了要有更多参与机会的愿望，并得到领导的重视。刘晓都、余加提到吸引人才提高设计教育的重要性，本地大院代表孟建民和何昉则谈到本地的原创和流派形成问题。侯瀚如独辟蹊径谈论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12月10日去香港向建筑署规划署调研设计招投标，了解了香港政府项目招投标的保守和排外，才明白香港政府投资项目设计差劲的原委。然后和建筑师学会谈下届双年展事宜，得到了香港双年展组委会基于资金短缺动力缺乏而准备以深圳为主的信息。学会午饭招待后，叶长安带着去会展中心参加香港设计营商周（Business Of Design Week）的论坛。设计周每年和一个国家合作，去年意大利，今年荷兰。下午论坛围绕西九龙如何通过博物馆建设带动开发，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代表Alain Seban讲蓬皮杜的作用；荷兰建筑设计中心主任及Ole Bouman在台上多动症般走来走去讲他主编Volume杂志的一些内容；现任旧金山艺术学院艺术总监的侯瀚如讲中国当代艺术在公共街道方面的动向、都市实践孟岩讲最近包括大芬村美术馆在内的设计，最后是Rem Koolhaas以连珠炮一般的语速讲他对西九龙博物馆的尺度研究。晚上和老马一块参加老库等人在汇丰银行旁边一栋高楼平台上的酒会，与侯瀚如认识并聊了下下届双年展的一些想法。

一开始坐在老库身边，拍下他的脑门在论坛中发亮。

命苦，还不能怪政府。不知道我的收入增长是否和gdp增长同步，但是工作强度的增加，总体上和财政收入增长还是同步的（注意，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一般是地方gdp增长的一倍）。时间精力有减无增，事务责任却是有增无减，这个大窟窿，把闲暇填充进去也不济事。所以这两月，也就越来越无语。今天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仅把这两个月的一些事情略为补记一下。

11月28日，与规划局主管领导及雕塑院院长一行，到广州拜访雕塑家潘鹤，请其努力提供两个样稿，争取把多年前与深圳约定的特区三部曲（前两部分别是代表过去的《艰苦岁月》和代表特区当下精神的《孺子牛》）中代表未来的雕塑完成了。本来七八年前潘鹤也交了一件希望特区未来能“自我完善”的作品。但深圳领导接受不了一位挥着锤子把自己从石头中凿出来的裸女摆在市委大院门前，要求修改，就又搁置下来。这次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市委新老领导又想起这事，希望还是这位雕塑界泰斗拿出一些新方案供选择（据说现在雕塑界也无人敢代替潘鹤补齐这第三件）。这个差使不讨好，80岁的老人，童颜鹤发，身板硬朗，劈头盖脸痛骂一通官僚主义等等对这件作品的耽误。后来气没了，谈顺了，裸女换成猛男的《自我完善》和另一件新创作的掌舵远眺的《乘风破浪》才允许我们拍照甚至拿回来交差。

我好奇他工作室里的一件抽象作品，叠罗汉或者是脚手架工人造型。他让我做了一些猜测之后，才恶作剧成功般得意地告诉我，是一次吃饭碰到椒盐青蛙，觉得太像赤裸人体，便打包回来摆布了一个叠罗汉的造型，然后翻模成这件金属小样品，用来嘲弄现代主义的抽象也许还有他认为的无厘头。他马上又举了一个恶搞作品来阐明他的丰富想象力以及对奥登伯格式的现代派的嘲弄——东莞某领导请他做城雕，他建议将东莞名产荔枝、腊肠、咸水草、烟花四样东西组合起来：一支腊肠顶天立地，下面傍两颗大荔枝，围一撮咸水草，顶部则时不时喷射烟花......但我觉得，在他满满一屋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中，他那件用来嘲讽现代主义的青蛙，才是最棒的。

老人酒量惊人，饭桌上谈起当年，这位出身大律师之家的“东山少爷”，也曾少年得志，花天酒地。更神的是他还进过广州精武门的武馆，他自己后来才知道算下来他是霍元甲弟子陈真的弟子。

11月24、25日的“四合一”评标是另一场更大的意外。

每栋建筑背后都有故事，而这次评标难产的这批建筑，有着更加曲折的前世：

20年多前，那里可能还属于皇岗或者岗厦村的田亩；

16年前，那些土地被中国规划院深圳分院的规划师规划成约100亩（6.6公顷）一块的建设用地；

10年前深圳开始打造高新技术产业，要在一年之内筹办首届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深圳在这片深南路边临时性地建造了高交会展馆；

3年前深圳扶持金融产业发展，决定将高交会馆拆除，土地优惠出让给金融机构。本来6.6公顷土地可以安排8栋大楼加一块共享的公共空间。由于深交所为体现其尊崇地位向市政府一再的申请和坚持，可以安排4栋楼的中间近4公顷大地块又深交所一家独享，其余两侧四块地分给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国保险及南方基金为首的金融机构；

2年前深交所通过国际招标，确定Rem Koolhaas的悬浮裙房方案为中标方案；

1年前深交所用地西南侧的招商银行自行招标评选出一个“丫”字造型的方案，引起规划部门对这群金融建筑业主各自张罗建筑设计招投标效果的担心；

经过大半年的协调，建行、中保及基金公司三栋楼，以及广电大厦北侧的二期项目愿意联合招标，在规划和金融主管部门协助下，共同邀请建筑师和评委。规划部门一开始希望全部邀请代表最高水平的普利策奖建筑师竞赛，业主则倾向于大机构如SOM、日建和诺曼福斯特。最终普利策奖建筑师答应来的有两个：二十年前得奖的Hans Hollein和两年前得奖的Thom Mayen，其余受邀的是也许过几年会得奖的Stiven Holl、MVRDV、CoopHimme[l]blau及张永和，大机构则因为这原因那原因一个都不来。

按说这是近来最高水准的国际招标了，为了对得起国际惯例、满足国际评委主席矶崎新的要求，维护深圳国际招标的信誉，避免出现业主不尊重评委评选结果现象，在协商过程中我们力主让业主在评委会中发言和投票，这样最终结果就可以作为共识被接受，评委会选择的第一名不至于再受到业主的颠覆。强调这一点当然也是基于对金融业主们普遍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担心，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当面对Thom Mayen说，即使评委选中Mayen的方案，如果他们不喜欢也不会采用。不过这一强调反过来又加强了业主们的抵触情绪，他们始终认为方案选择是业主老板的份内事，现在评选规则的强调似乎是在惦记他们自己的那份奶酪。

为了充分尊重业主的权利，除了同意业主在评委会中可投三票占评委会总数三分之一，方案截标后到评标前有几天的时间也留给业主和他们自己的顾问建筑师来熟悉方案。但事情后来的进展证明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在建筑师和评委不在场的情况下，让外行的业主们及其立场难以公正的顾问建筑师来预先了解和评判方案，完全可能形成先入为主的成见，而且这样还会导致业主决策层不必到评标会现场聆听讲解和评点，这对建筑师、方案都极为不公平，对业主其实也没有好处。

就像观众不留神撞进了一台魔术节目的准备后台，各家业主迫不及待先睹为快地看完方案、模型和三维仿真后，各种对方案不利的评价随之而来。那些已有先入之见的决策层主意已定，其投票代表也都奉命而来，评标已经落入魔咒。

风尘仆仆的矶崎新在23日评标前一晚赶到威尼斯酒店与其余三位评委专家马清运、朱锫及Hany Rashid汇合讨论评标办法。在浏览过方案并了解业主意见后，矶崎新发表了总体感想：在地震和金融海啸之后的今天，是结束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和标识性iconic建筑的时候了。显然事先了解过方案的矶崎新对结果也不是十分满意，但和业主认为投标方案过于创新不够现实端庄的意见相反，矶崎新则认为投标方案过于向商业靠拢而不够探索，未能体现这些建筑师的优势和特色。

24日主要是听取汇报。当Thom Mayen第一个介绍完方案，Hans Hollein第二个进场时，他们相互握手寒暄。加上评委主席矶崎新，这时的深圳规划大厦209同时聚集了三位建筑普利策获奖者，这恐怕是深圳建筑史上最牛同时又是最漫不经心的一刻，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经常梦见到关键时刻快门按不下去的情形，那个上午我的相机正好处于没电状态。

因为还要忙前忙后，大师们的介绍我也没听得特别全。Stiven Holl和张永和的方案都作了有别于形式创新的、分别源于节能环保\公共服务和都市空间尺度\南方地域气候的新探索。这些探索是这次竞赛的价值所在，希望有更多的评委、业主能够认识和理解。

25日评议投票，包括招商银行在内所有5家业主及少数评委都反对按计划评出结果来。他们害怕评选结果让业主没到场的决策者最终无法接受。所以，评选只好推迟，留出时间让业主慢慢琢磨这些方案、建筑师、以及后面的对策和办法。

周日在侨城创意园听设计节所请的纽约SHoP事务所创办人Christopher Sharples关于“走出事务所”的演讲有些意思。他通过探讨事务所与咨询顾问、业主、承包商间新的互动关系来推动设计创新，并以一系列的设计实践案例来佐证。我觉得他在纽约码头区开发项目的设计对深圳濒水地区例如蛇口海上世界就有启发。对清水砖新工艺的探索也给我留下印象。

早在9月就收到署名荷兰住宅、空间规划与环境部空间规划司司长Henk Ovink的来信，说要邀请我为11月24日荷兰设计节接受Henk或MVRDV的Winy Maas采访。随后不久又接到与Winy到香港参加设计周的王秋元老师的约访。10月份还有广州冯原的研究生给我电话说收荷兰大使馆委托想访谈建筑设计行业情况，隔天又接到北京以网络建筑评论著称的i-FANG先生的电话，同样是代表荷兰使馆想访谈设计话题。

一时间我感觉似乎陷入一张由荷兰人在背后编制的采访网。而究其实，还是荷兰人想在设计上做更多的交流和输出吧。

左推右拖，上周四还是接受了秋元老师的访问，关于深圳规划，谈到晚上八九点饿得不行。

不料周日晚又让《城市中国》给访了一次，关于人居和住房，同样到晚上八九点，饿得不行。

法定图则应该是开放的系统，应该把其它专项规划都容纳进来。如果市政方面的内容成熟了，通过了，它就应该变成法定图则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法定图则再往下分类，现有的法定图则我们可以理解为法定用地图则，另外还可以有法定市政图则、法定空间图则等。这些内容全部合在一起形成“一张图”，叫法定图则。

规划的实质就是空间利益的分配，法定图则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尊重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业主的利益。当然公共利益是首要强调的，目前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设施考虑得还比较到位，但是足够密度的道路网络这一尤为重要的公共利益却一直容易被规划所忽略。

城市利益怎么分配要有公共政策和相关的标准，其增量及总量主要应该由市政内容决定，因为市政是最基本的支撑系统。现在很多旧改规划不是从支撑系统来研究，而是从改造成本来推算。其实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容量的问题，把容量计算出来以后才有后面的分配问题。而具体怎样实现公平分配也要有相关的政策，比如制定空权转移政策，保证在一定市政容量之下，空间发展权利有公平和民主的分配方式，并能够相互交易和转移。再比如空间奖励制度。实际上利益分配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公开化、规范化，即使是提高容积率这类问题也可以进行谈判，但是谈判是有条件的，例如可以实行容积率奖励机制，把对城市公共利益方面贡献和容积率挂钩。另外，可以考虑建立调节机制。就如同税收一样，如果城市规划给了对方很多利益，那么最终应该通过地价政策等方式把这部分利益重新分配，重新平衡。其实在图板上涂颜色这个工作不应该消耗我们太多的精力，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空间利益的分配政策上面。

    在公众参与方面，我觉得问题不仅仅是在参与公众的数量或是对外发布范围的上面。所谓公众参与，首先是利益相关人的参与，也就是法定图则编制范围内的业主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为城市规划是替这些利益相关人划分利益，如果规划在利益相关人不参与、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他们的利益给划分了，等公示结束了或是实施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并对利益的分配不满意，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上访投诉。所以公众参与应该有一个制度，能够保证利益相关人在规划过程中的参与，也应该有文件把过程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认可法定图则的规划是征求过公众意见的。

在提高法定图则编制的效率方面，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是规划资源整合。现在每个部门都在做规划，“规出多门”，其间的信息沟通不畅、效能相互消耗是导致规划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应该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建议把规划调整成类似三权分立的形式，也就是分为规划编制、规划执行、规划监督三块。所有的规划编制都归在一个大门类里面，即使现有的部门设置不调整，也可以在纵向上进行分工，每个人都可能是双重身份，既隶属于某个处室，又属于某个规划编制组，这样就可以由全局的各种专业人员组成规划编制组，专门负责各种门类的规划编制、审查，避免因人员调整、情况不熟、不同规划相互矛盾而导致的规划低效率。

第二是化整为零，动态编制。现在的法定图则分区是人为地为了委托方便而按照面积进行划分的，片区内部并没有内在紧密的联系，片区之间的联系有的时候可能更加密切，但是却被人为地分开了。所以，既然标准片区是人为地划分，那么编制和审查就不一定以标准分区作为框架要求“同进同出”。目前有些法定图则停了下来，就是因为极个别地块还有不确定因素，因为少数地块而连累整个片区无法通过。所以建议法定图则的审查不要按照标准分区为框架，而是以成熟度为标准。如果一个法定图则80%的地块都是普通问题，很快就能解决，那么这80%就可以通过了，剩下的20%硬骨头可以慢慢地仔细研究。

第三是建议法定图则切分到具体使用单元。现在的法定图则与使用者是脱节的，例如在土地划分上，法定图则最终的使用是一块地一块地进行的，但编制却不是一块地一块地进行的，所以编制和使用上就发生了脱节。对此建议在法定图则编制时要把单元切小到最后的建设或建筑单体所需的用地单元，而不是凭感觉总是切得偏大。第四是审查机制上要改变。市局主要审查总方向、总的城市设计、总的路网格局等等，这种审查应该在草案阶段就要体现，而具体地块的质量检查倒是应该留给最熟悉情况的人，也就是分局。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级别层层往上，分局审后送到市局，才发现大方向不对，需要进行大幅调整，这必然导致效率低下。

周六开了两个会，上午是讨论向国务院《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调研组所做规划工作汇报稿，下午是深圳大学25年校庆张之扬张罗的《建筑教育全球化与建筑实践的本土化》论坛。两个会的议题对我都比较陌生，我当作是头脑风暴来激荡交流，想到以下一些问题：

1、                以美国次贷危机、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正在面临大滑坡。以成功举办奥运作为成果体现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研究，但这三十年高速增长也随着土地等资源紧缺、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等等因素的发生而面临着极限，需要转型和跨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2008年也许正处于新旧三十年的转折点。

2、                旧三十年快速增长的成功原因，包括科斯、张五常在内的世界经济学家都在追问原因寻求解释。这三十年成功路径到底是摸着石头过河侥幸走出来的？还是必然的结果？抑或没了经常被批评的弊端后本来可以走得更好？这个问题没搞清楚，恐怕下面的新三十年就不好走。

3、                中国经济增长所普遍依赖的土地放量增长，还有多少的可持续空增长空间？至少深圳面临的土地、环境、能源、水“四个难以为继”，可以迫使深圳主动去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从增量开发土地到通过城市更新来实施土地再开发，这可能又促使深圳在发展模式的创新上再一次先行一步。

4、                中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实践中，是主动和策略地支持了30年快速增长的需要？还是被动地裹挟在这俩高速列车上一起超速？库哈斯说中国建筑师是美国建筑师效率的2500倍。中国大量快速设计建造的相对雷同粗糙的建筑与城市，到底是应该被批评的专业缺憾，还是应该研究总结的正确策略？

5、                中国建筑教育在这三十年中是否也做了相应的配合支持呢？更长远看，从梁思成等第一代建筑师引进西方建筑教育，到今天，建筑教育理念的脉络和谱系是如何传承发展的？是全球化了？本土化了？还是面目模糊了？面对未来，方向是否应该和中国城市与建筑实践有更好的结合？

南方科大一直强调设计、建设、管理、办学的四个一流。但从设计建设这两块来说，既难以持续改进来逐渐达至一流，更难在时间高度紧缩的情况下取得一流。所以仓促操作的这两个一流，加起来可能就是二流。

七月二十三日南科大规划及建筑概念设计招标发标，一眨眼45天时间，九月六日下午就收标了。

收标当晚评委开预备会，上来评委还没有认识全，个别评委就为如何评选十六个方案、如何打分而热烈讨论起来。这种无组织和不均匀的发言讨论基本确定了后面评选的基调。被邀请的评委主席Ralph Lerner来自香港大学建筑学院，但他和他推荐而来的康奈尔大学建筑学院伊朗裔女院长Saraji都没有时间看现场，还要提前一个下午走，这就又基本确定了后面评选茫然而短促的另一基调。其余评委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前任负责筹建的校长吴佳伟，哈工大深圳研究学院的金广君、华南理工大学孙一民、香港大学朱涛、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朱荣远、当代艺术评论家老栗栗宪庭，以及共同代表业主方的南科大筹建办、规划局、工务署代表。

次日一天主要是听取十六家机构汇报，上午7家，下午9家。“你有三十分钟时间，二十分钟用来汇报，十分钟用来提问和回答。汇报剩两分钟时会收到警告。”评委主席Lerner对每家被屏风遮挡的暗标汇报者机械重复着要求，而按主席安排，前校长吴老先生基本上对每家都追问其规划科技综合大学的经验，这又往往透露出汇报者身份使暗标评选原则自相矛盾起来。

这一天没时间讨论，按Lerner的建议，大家都往一张表上给各家规划与建筑概念打印象分。我本来期望有一个总的回顾讨论后再对分数做些调整，最好大家歇一夜头脑清新后再权衡判断，但是当天连各家摆在评标会场外面的模型都无法浏览，分数就被收集来进行统计了。

第三天周一只有一个上午时间，Lerner带着评委，根据前一天分数的统计排序，对靠前的四个方案及有特别提议的方案进行了讨论，然后就针对总体规划进行投票，确定了规划第一名筑博设计公司和第二名备选机构都市实践公司。接下来按标书要求还要评选三家建筑师分担项目设计，大家凭着邀请机构总名单，在模型堆中一番比较和猜测，然后投票选出都市实践、Rainer Pirker、深圳大学+woodsbagot三家入选建筑设计机构。

这次南科大招标，现状异常复杂，时间尤其紧张，难度系数空前的高。没想到参加者一呼皆应，几乎将目前活跃的华人建筑师一网打尽。十六个方案在我看来都有不同精彩之处，其实是需要好好盘点、学习和吸收的。

按照领导意思，好不容易将几家金融机构撮合在一起招标之后，14日周四下午匆匆给他们办了一个集体招标的新闻发布会。

算是将这多磨的好事向公众、领导和业主都有了一个公开的交代和约束，就像宣布订婚一样。

接下来可以静候汤姆梅恩汉斯霍莱因们忙乎到10月底临盆交活儿了。

8月12日周二参加光明行政中心区及周边地区城市设计评标会。新区管委会没有将行政中心落在做过国际咨询但建设条件比较复杂的光明中心区，而是以对着光明大道和观光路交叉路口的原街道办事处大楼为基地，将牛山东侧的一片40多公顷的没有出让建设的干净土地定做新行政中心的地盘，并急于通过本次规划招标来推动建设。周边4平方公里土地则包括了两个高新区法定图则各一部分，以工业用途为主，还有些住宅及少量商业服务。

这样的一个题目如果出得好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原先的法定图则规划和建设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最常见的功能单一、地块过大、工业区缺乏多样配套的活力、市政道路设施修的断断续续零零落落不成系统不上档次、行政中心面对交通干道口风水不佳办事不便、土地过大广场过宽没有空间界定、城市交通干道对城市的分割、等等。

至于很多评委强调的功能定位及其跟新城中心区的关系，我却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历来规划的定位能实现的不多，特别是城市活力中心的形成鲜有按规划来得。因此最好避免过于老套死板的规划定位，而是通过城市设计解决好城市健康发育的骨架缺陷，让每一片区都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就像小孩，不要从小就定位谁是姚明刘翔，在奥运开幕式上谁可以露面谁只能亮嗓子，这样的错误预测和定位往往最后只能带来伤害。看曼哈顿的上中下三城（up/mid/down town），无论那块街区似乎都有机会成为洛克菲勒中心、世贸金融中心、林肯中心和联合国中心。

可是招标组织和投标机构似乎都没有从问题的寻找出发来解决问题。从厚厚的文本、大大的图板和重重的模型中，看到更多的是关于建筑与绿化广场的畅想，其场面的天马行空行云流水，就好像是张导导出的另一场开幕盛宴。

评委主任齐康先生在评选过程中表达了一生建筑与城市实践的老人感言。他领导的六位专家+两位业主的委员会，按照投标规定的工程暗标评标法的打分方式，计算出了四个方案分数，然后才揭开结果的先后顺序：深圳大学规划院、汤桦工作室、欧博设计公司、库柏设计公司。

总的觉得，这个本来立足于举行一个国内的简易可行的招标活动，受制于组织和参与的经验以及开放交流的不足，在城市设计层面发现和解决城市问题的成效还是有限。我从他们方案中找到一些优点亮点：深圳大学的方案考虑了将原街道办事处大楼组织到新的行政中心建筑群中；汤桦工作室相对放松地将自牛山往行政中心并接着往西的轴线变成了一个旷阔的绿色走廊，并通过将行政中心建筑往北布置成大三角，从而将原行政中心坐东朝西的方向变成了坐北朝南；欧博设计公司方案对法定图则做的工作主要是细化、立体化而不做过多改动，是不太制造问题的规划；库柏设计公司方案考虑了自行车系统。

上一周深圳市领导又在关注两馆情况。

去年通过国际竞赛确定的深圳MOCAPE是深圳当代艺术馆Muesum of Contemporary Art）+规划展馆 Planning Exihibition的两馆综合体。让MOCA+PE，不是深圳艺术或者城市规划渴望和对方沟通交流，也不是它们各自的行政主管文化局与规划局因同属一个副市长分管而格外亲密的结果。

中心区市民中心后面四个文化地块分别被图书馆、音乐厅、少年宫占据之后，第四块的用途就日益令人关注。我知道的规划部门十年来一直主张在少年宫南侧的这块地上建设艺术馆，即使在近三年提出建设规划展馆项目之后，规划部门主持的规划馆选址也从来没打过这块地的主意。

但是在国内城市规划展馆一个比一个大并用来充分展示城市未来形象的情况下，作为比较早建设规划展厅（大约是1997年左右）的深圳市，迫切需要建设新一代规划展馆，因而三年前将建设动力不迫切的当代艺术馆选址让给规划展馆和改革开放博物馆，从市领导决策角度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这一高层决策，在文化艺术届立即就被风传为规划部门近水楼台侵占了文化界的地盘，尽管规划部门在被动接受这一决策后，还主动许诺让艺术馆可以在全市任意最好的空地上选址。

大约是去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纪念馆又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立项建设，从节约用地角度，规划展馆主张带着艺术馆一起玩，得到市里同意，并要求当年开工建设。

说句公道话，其实艺术馆的主管部门一开始并不知道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区别，也不知道筹划展览内容比建设房子更为重要。我们帮着确定了展馆的名称，组织了160多个方案提交的全球竞赛，并一直建议其主管部门尽早成立筹建及管理机构，将收藏展示以及如何促进提升深圳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我还特意为其局级、市级领导都提供了正在风行的古根海姆、蓬皮杜连锁店模式作参考，看是否通过连锁加盟和品牌输入的方式让深圳的当代艺术有跨越发展的可能。这一点也得到其筹备组中关山月美馆王小明、深圳美术馆鲁虹的认同，但就是她们属意的泰特美术馆，也无法通过其主管部门从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上的考虑。

那就只好先盖房子吧。中标的蓝天组一直等待更加明确具体的任务书好开展工作，但好几个月过去，文化主管部门还没有确认任务书，后来又听说他们坚持要求艺术馆与规划馆在空间和管理上要有明确的分隔。当初竞赛前王小明鲁虹就提出同样要求，这让我们对美术圈大为不解。尽管合馆不是我们的本意，但任何一个开放心态的人都能看到合馆的潜在优势：当代艺术和城市建筑设计的相互对话和启发，观众、公共空间、设备、管理及维护方面的资源共享。何况规划这边还大度表示，规划馆放在地下部分都可接受，如果艺术馆今后发展良好空间不足的话，规划馆甚至可以退出另觅居所。

再后来，还听说文化部门的局市级领导放话让规划馆退出，只不过这需要改变市政府急于建设规划馆的初衷，难度较大。

规划这边呢，本来就没有想过在此发展，受市政府的督促，还要带文化人一起盖房子，其压力可想而知。过去给市里给文化局建议成立联合管理机构、提前进行内容策划、考虑品牌输入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可现在要推进设计了，艺术馆方却又委托加拿大诺德公司开始帮着做策划，谋划着成立新的筹建管理部门。虽然这些程序都是应该的，我还很高兴听到主管副市长还跟栗宪庭有了接触和理解。但这样下来，两馆的设计和建设的进程就不可预期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这周五（8月8日）规划部门给两馆的主管副市长的建议是：规划展馆从两馆中退出，工程项目的牵头机构由规划部门改为文化部门。

深交所片区四栋办公楼集体招标扯了约四个月，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协作的艰难。好不容易定了招标方式和规则，请好了Thom Mayen、Hans Hollein、Winy Mass、蓝天组、张永和等一帮好手和评委主席矶崎新，准备做一场少见的高水准的集体招标。没想到有这么两栋楼的金融业主，在建筑总高度的增加上都是痴心不改纠缠不已，并且都因为忧患评委的选择与业主老板喜爱相左而要求更可控的评选与决策方式。这些目的一时没有达到，就一方面打小报告到市领导层对规划组织者进行督办，令一方面却放出要散伙单干的消息，并在招标协议的签订上不断横生枝节卡壳不前。

督办的压力也到了规划主管部门。上周一（8月5日）下午规划局老大亲自参与招标协调会进行协调。但面对仅仅是跟班跑腿到场的金融业主，这种协调犹如隔山打牛隔靴搔痒。最后没办法，只好拿出中国人的沟通方式，由规划部门请有思想疙瘩的金融老大们赏脸吃饭。

周二晚在规划大厦小餐厅里的宴请还是只有一家保险公司老大赏脸。台面上推杯换盏，当然是共识大于分歧。说起他们所期望金融建筑的稳重保险而非怪异时尚，与建筑师出身的规划领导都使用了相同的比方：西装。我却从耐心诱导中得知，那位从香港总部赶过来声称在荷兰英国工作生活过的中国保险精英，其心目中的金融建筑西装，不是高技如工厂的伦敦劳埃德大厦、不是小黄瓜型伦敦瑞士保险公司、也不是香港的汇丰、中银、万国宝通诸银行总部，而是……唉！我已在意料之中却还是不好意思听他说出来：上海滩。那可是百年之前的洋服款式，当年的进口二手西装啊！

但奇怪的是这一代中国金融家在建筑品味上却是惊人的一致。隔天再过来规划大厦拜访的两家基金公司总裁，也表达了要保守稳重内部高敞坚决不要CCTV和深交所式创新的顽强决心。之前深交所CEO也曾有大量采用石材使建筑坚固稳重的强烈兴致，哪怕面对的是已经被市长拍板确定的被库哈斯悬浮起来的空中楼阁。

这些中国金融界单一和共同的建筑偏好，恐怕要溯源到中国现代的文化教育特点：重专才不重通才教育，重社会主义特色和优越性宣传不重视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评介。因此这些金融专业的人才，在取得中国金融行业的成功之后，却无法在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中找到表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理念的建筑形式，也无法理解西方当代金融建筑的创新或者尝试中国当代金融建筑形式的探索，于是那些用来代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洋古典建筑过去以一种受批判的禁忌图像植入记忆，就在日后的市场经济中转变为资本崇拜的图腾。

这种对西方资本与力量的图腾崇拜当然也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金融精英的专利。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所建设的海关、法院、政府大楼中看到太多的上海滩、美国国会山的影子——好笑的是国人总以为布什住的地方更高级重要而一致地将有巨大穹顶的国会山称作白宫，如著名的“白宫书记”案例。

这也是十三年前准备作深交所之用的深圳大中华交易广场选择方案时，矶崎新的创新方案被舍弃、一个夸张怪异的西洋古典方案被采用的文化层面上的原因。后来那个没人承认是作者的古典方案，也像金融业主期望一样一再突破建筑高度，最后演变成现在看到的混合盖世太保总部冷峻和日月神教黑木崖神秘气氛的怪物。尽管深交所死活不愿进入这栋特地为他们建造的大楼，其它金融机构的精英们也没表达过对这栋大楼的喜爱。但不管怎样，这栋大楼十年前就表达了金融界精英们共同的西洋古典理念，并且在摆脱规划监管的情况下演进为现代色彩的威权风格，而它的老板，据说是潮州人，小学文化，做屠户起家。

所以这个集体招标仍然充满协作的变数：是用威权手段促使金融大佬们尊重评委的民主选择？还是以民主方式由他们独自裁决？最关键我们都缺乏相应的法规操作细则。

上周又是连轴转。

周一上午鼓动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与深圳大学的人参加谢英俊低价房在深圳的搭建活动。然后跑去接待一个无聊的外事商务推广活动。下午SOM的Brain Lee来汇报蛇口一个新标志写字楼的规划设计，就顺便给他介绍准备集体招标的中心区金融项目，看看他是否有兴趣在被雷姆库哈斯击倒的地方卷土重来。正好Steven Holl在深圳汇报他的万科办公楼项目，下午也被请来看是否加入这个集体招标中。

一副美国劳动人民标准模样的Steven Holl，看深圳中心区城市仿真的反应，比一个月前来的Thom Mayne慢热得多。人高背驼胡子密的Mayne看起来像西班牙人，坐在虚拟现实的金融大楼群中就有了感觉。敦实的Hall比较谨慎，一个劲的摇头说难。不过他的眼光却很犀利，一句写字楼上的人中午在哪吃饭，就问到了现代主义规划的中心区的短处。他沉吟很久，为这群被深交所和库哈斯的自我中心所控制的建筑群关系的对称和糟糕感到没辙，觉得在Iconic建筑（张永和比作尖叫的建筑）当道的世界里，最不糟糕的事就是将新的建筑做得最简洁最没想法，如仿真里用来示意的简单体块就很好。关键是如何make the space——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一直以来在黄埔雅苑放弃沿街商业之后我就努力想在中心区北半边构建街道空间。在Holl六点半离开之前我一再希望他来解决这个我们有共识的问题。

晚上还有一个早就约好的老同事周年聚会，一个从北京突然冒出来的老同学的见面，以及明天南油购物公园招标会的预备会——三件事重在一起让我很抓狂。更震惊的是，听说了研究生班的师弟现在的北京规划院的一位副总，因为抑郁症两周前自杀。我会因为压力大而抑郁吗？老同学老同事都赶紧关心我。次日另一位同学短讯说不明白逝者既然死都不怕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我却突然很理解已经解脱的同学：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是幸福的，天堂里应该不再有抑郁，愿他微笑地俯视碌碌如蚁的我们。

22日南油购物公园评标。九个方案，五花八门。

拘谨如新加坡Addp、巴马丹拿公司，规规矩矩，就事论事，缺乏创意。

极端创新如马达思办，所有建筑变成首尾相连的一条大花蛇；如主动免费参赛的“局内”张之扬，对建筑、商业和公园都做了全新系统的突破，通过拱桥结构的重新开发利用来创造出跳跃和围合于公园之上的城市开发；如studio 8的Cj.Lim在中规中矩布局的建筑群中突然加入两圈上天入地的绿化环带；如北大王昀，房子极度理性地集中成冷峻的长板和戏剧化的板间长缝。

剩下三个不保守不偏激的方案。都市实践的功夫集中到公园上，建筑在体型和设计深度上都粗了一些；同样建筑粗壮的香港吕元祥事务所将底盘做成了斜坡顶商业与公园一体的人工地形；深圳欧博公司则进一步在建筑裙房斜坡中再切出很多沟渠状的商业街道。后两者因为这些长处受到评委青睐而成为规划布局方面的入围者。这些斜坡商业和沟渠街道的做法都市实践4年前同一项目的方案中都已使用，我想他们是不愿重复自己而另辟蹊径，可惜新探索没能说服评委。

当然还得感谢业主的大度和开放。本来业主老板从大商业运作的可行角度，极力推选新加坡Addp的方案。我和评委们只好告诉占了评委投票权7分之3的业主，如果选新加坡人的方案，这个招标，以及大老远请来张永和、崔恺作评委就都失去了意义。新加坡人的方案只能说是达到一个方案的起码要求，而鲜有创新之处，而那些选择创新的设计公司完全具备这样起码的方案能力。

业主的大度还表现在，他们甚至接受评委会专家建议，设立两个建筑创意奖，颁给了业主不喜欢也不理解创新方案的“局内”设计张之扬，以及Studio 8的Cj.Lim。

晚饭评委、参赛建筑师一起吃饭交流，倒是难得的聚会。

周二分别当评委和参赛建筑师的张永和、汤桦、马清运、Cj.Lim、都市实践，周三上午都成了南方科技大学规划设计招标发标会的参加者。济济一堂的十七家应邀参加投标机构还包括Thom Mayne、、筑博与Raphael Vinoly的联合、张雷、王澍、严迅奇、王维仁、杜鹃、姚仁喜、总院、深大+woods bagot、中建等，以及未能赶到的Owen Moss和奥地利Rainer Pirker。真没想到，时间紧、不讲程序、现状厂房民宅建筑面积比学校规划60万建筑面积还多出30万的南方科技大硬骨头，也能吸引来这如云的强手。

周二晚我就觉得张、马等人凑在一块不容易，于是就特别将周三中午的一个午宴招待变成了双年展学术委员会的一个非正式聚会。大家听取了下届双年展5个应征策展方案的基本情况，建议缩小到三个，分别代表城市媒体、建筑和艺术领域，由他们结合地震等最新情况，把主题集中在城市安全和生态方面，完善策展提案，下次向学委会面述之后再做决定——也算将下届双年展小小推动了一把。

周五奥地利建筑师汉斯.霍莱茵为金融片的招标活动而来。这位1985年普利策奖获得者，是我学生时代杂志中的后现代大师，老态而不失机敏，创作力依然旺盛地在秘鲁、台湾留下作品，不知在深圳能否有更好的爆发？

围绕库哈斯深交所的其余五栋建筑的集体招标好事多磨，近三个月，好不容易把Thom Mayne、Hans Hollein、Winy Mass、Steven Holl、张永和、蓝天组忽悠到一块，业主又有散伙的想法。为这些金融大佬操办事，真是不如替甘肃灾区做事顺心。尽管当晚为文县四所小学的设计竞赛事情一帮人又讨论到凌晨两点。 

上周普林斯顿研究员庄梅林通过蔡定剑教授介绍来深圳研究规划公众参与课题，同事约我一起座谈，遂借助外人的关注和提问，粗略梳理了深圳城市规划领域的公众参与问题。

据我所知，深圳比较早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是１９９６年初在深圳市博物馆举行的《深圳城市总体规划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公示和意见征集。当时公众参与踊跃，反响很大。自此市规划部门就建立了重大规划进行公示和意见征集的惯例：如１９９６年８月的福田中心区核心地段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成果；１９９８年中信广场改造项目国际招标结果；１９９９年福田中心区城市设计优化国际咨询成果……直到最近的光明新区中心公园国际招标成果。

为了更好展示规划成果，2000年左右在设计大厦一楼开设了城市规划专门展厅，然后各区的规划分局也在办公楼大厅开设规划展厅，龙岗区甚至在最核心的龙城广场一侧建设了专门的城市规划展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之后上海、北京、重庆等城市的规划展馆一个更比一个大，深圳遂于2007年决定建造新的城市规划展馆。

这个规划公示展览的发展过程，只能说是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一个侧面，源于城市规划编制的专业程序以及政府的宣传习惯，由内及外，自上而下，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而少有主动的参与。据说北京市城市规划展馆内部有醒目提示，大意是本处展出的城市规划与市民住宅拆迁没有关联——这颇能说明城市规划的宣传展示与公众参与的另类关系。

1998年深圳学习香港规划制度，推出相当于控制详细规划的片区《法定图则》，与之配套的法规规定了《法定图则》的公众意见收集和处理的程序和做法，使得与市民房产利益直接相关的片区规划有了公众参与的法定途径。尽管《法定图则》已经成为深圳各界公认的法定规划，但规划成果的专业表达方式跟公众的接受理解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公众对城市规划仍然缺乏过程参与和即时反应，因此以《法定图则》为平台展开的公众公开参与的利益博弈还不是很激烈和活跃。

公众主动参与城市规划的动力仍然来自于有产者。从投诉住宅被遮挡被改规划设计和架空层用途，到住宅周边环境的变化如反对健康中心、垃圾站、变电站甚至医院等公共设施以及城市道路、地铁线等交通设施在住宅周边设施。我所知道的著名案例有：

反对社区健康中心：梅林一村政府福利房社区（2002-2006年）、彩田村政府福利房社区（2004年）；

反对门诊部：南山区嘉佳豪苑业主（2004年）；

反对医院：碧海云天/红树东方业主反对南边建设滨海医院（2006年）；

反对变电站：罗湖嘉多利花园反对洪湖变电站（2006年）、中天名苑反对香蜜湖变电站（2007年）、福田益田花园业主反对水围变电站（2008年）；

反对城市道路：鼎太丰华小区业主反对经过小区的创业路的建设（2004年）；风泽湖业主反对南坪快速路建设（2004年）；西部通道侧接线沿线业主反对该项目建设(2005年)；四季花城业主反对香梅-北环立交桥建设（2006）。

反对地铁：福田中旅公馆业主反对地铁2号线经过该小区（2008年）。

这里不对每单反对案例作评价。有一点应该肯定，这些案例都起到推动城市规划更加开放和考虑公众参与的作用，是今后研究城市规划公众参与进程的重要史料。既然外人已有很多感兴趣，我倒是希望国内的有心人，利用比外人更有利的条件，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加以记录、观察和研究。深圳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应该说比国内其它城市先行一步，做的比较好。如果要继续改进的话，则应集中在公众的过程参与、规划的层次简化以及涉及产权土地利益的通俗表达上。

 附：一些公众参与资料：

深圳重大公建项目的公私权博弈

本报记者杨兴云周涛深圳报道
　　重大建设项目选址难、征地难、拆迁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建设项目工期被长时间拖延，已经成为深圳面临的一个“难题”。
　　11月10日下午，当得知深圳市5个重大建设项目中，“四大公共卫生项目从立项至今历时两年多，仍无一动工”时，正在主持召开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贯给人温和儒雅印象的市长许宗衡，神情立刻变得严厉起来，要求对工程延误的责任“必须追究到底”。
　　这5个项目分别是深圳市人民医院外科大楼、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深圳第三人民医院和深圳滨海医院、深圳市文化中心音乐大厅，其中4项为公共卫生工程。
　　奇怪的是，这些为民造福的公共工程难以推进的最大阻力，竟然来自于部分市民的反对，代表公权的政府和代表部分市民利益的私权之间，耗费了大量时间进行博弈。
　　而一些学者认为，围绕一系列的选址之争所探索的解决之道，最终极有可能催生深圳公共决策领域利益争端解决机制的重大变革。
　　医疗资源：发展的困惑
　　望着长长的甬道里一张张紧紧挨着的病床和匆匆忙忙来往穿梭的医生护士，即将分娩的刘秀琼心里充满了异样的感觉。
　　由于深圳优质医疗资源十分稀缺，医院的床位一直很紧张，以至于所有病房里能够摆放病床的地方都摆上了病床。刘秀琼表示，没想到在深圳生孩子竟然是这样一种条件。她说，“这个病床还是自己花钱买的。”
　　事实上，随着深圳经济建设的发展，目前深圳市的管理人口达到1200万人，卫生资源短缺现象日益突出。
　　家住深圳市南山区的王先生向记者表示，整个南山区上百万人口却没有一家市级大型医院，为看病，他特意向公司请了半天假，赶了20多公里路，早上7点钟就到深圳市人民医院排队挂号，结果前面已经有60多人排队。他说：“上午肯定是看不了的，又只好回去，重新找时间再来。”
　　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深圳市级大医院每天都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深圳市卫生局一位处长表示，就诊人数持续增长，病床使用长期高负荷，不仅给市民带来了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许多医院专科由于没有独立病区，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然而，一些早已规划的医疗卫生项目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开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深圳滨海医院项目，该医院计划投资24亿，有2000张病床规模，是一家集临床治疗、科学研究、高级休疗养为一体的市级大型综合医院。深圳市规划部门认为，深圳南山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城市人口增长最快，但医疗卫生设施有较大缺口。因而将其选址于南山区和福田区的交界处。而从该区的土地利用情况看，毗邻中心区的深圳湾地区较为适宜。
　　但是，也正是由于滨海区域绝无仅有的优美环境，周边已建居住区大都是深圳著名的高尚住宅，不少业主认为，医院的修建，将造成房产贬值，因此坚决反对。
　　家住碧海云天的张先生认为，滨海医院选址紧邻红树林公园和华侨城两个4A旅游风景区，有关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区、红树林、居民生活区周围等建设有污染、辐射、噪音等项目(含医院)。
　　其次，《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已明确深圳湾填海区规划为生活居住用地和旅游会展用地，根本不是医疗用地。
　　但深圳市环保局环评报告却认为，只要有效控污，从环保的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至今滨海医院的选址仍然悬而未决。
　　垃圾处理站：建不建，是个问题
　　事实上，在深圳由于公共设施建设而引发市民向政府展开维权行动，早已成为传统。
　　去年，深圳市政府规划的一条快速路横穿丰泽湖山庄小区，小区的环境受到影响，幼儿园、会所等配套设施被迫拆除。
　　300多位业主一度情绪失控，以各种方式向政府反映意见。随后，深圳市政府迅速反思，登报向市民道歉，此事随即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随后，深圳市人大研究决定：将就相关方案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
　　方案最终选择道路沿线主要是山地，距已建成的居民区较远，对沿线居民影响较小的南线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丰泽湖居民的影响。
　　事实上，在深港西部通道建设等重大市政规划建设项目上，都有深圳市民的主动参与，在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也为城市建设贡献出智慧。
　　最新的市民维权案例则涉及垃圾处理站的选址。
　　前不久，根据深圳市环境卫生设施总体规划和有关部门批准，深圳市福田区准备在龙尾路梅林公园东侧修建一座垃圾中转站。
　　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在附近居民中引起轩然大波。选址附近山水居的业主迅速组织起来，在“阻止”勘探人员工作的同时，附近的叠翠居、文伟阁、福兴花园等7个小区的业主闻讯后也纷纷加入，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随后在小区业主的支持下，山水居业主委员会的副主任王成鲲起草了《关于反对在龙尾路梅林公园东侧修建垃圾中转站的申述》，并向深圳市国土局、福田区城管办、福田信访局等部门递交了申述材料。
　　“其实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一个垃圾中转站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还是比较多的。”王成鲲认为，规划中的这个垃圾中转站要兴建在该小区正门外约50米的梅林山山脚。王成鲲告诉记者，原本小区居民可以通过此处登上梅林山活动，但是一旦在此处兴建垃圾中转站，那么小区居民就必须绕行，这样就带来了不便。
　　更多居民则担心，这不仅会破坏附近的生态环境，还会直接对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广泛走访了附近几个居民小区之后，山水居业主委员会反对建垃圾中转站的报告征得了70%以上居民的支持。“这份调查是在一个晚上完成的，有部分业主当时不在家，所以实际上支持我们的居民肯定还要更多。”王成鲲强调说。
　　居民普遍担心，“垃圾中转站可能会成为老鼠、蚊虫的滋生地。周边的小区有被疾病传染的可能。”
　　随后，深圳市福田区城管局与山水居业主展开一场艰辛的对话。
　　在对话会上，福田区城管局副局长陈作智表示，在垃圾中转站的选址问题上，管理部门是很慎重的。它经过市、区两级政府20多个部门的层层审批，共办理40多道手续，耗费时间长达一年，经过反复比较和充分论证，经过环保部门考察，才最终决定在此建站。
　　针对市民的意见，福田区城管办公厕垃圾站建设办的井利亚工程师表示，正规的垃圾中转站在设计建设、垃圾处理过程和工艺方面都有着比较详细和完备的规范及规定。
　　井工认为，“新建的这座垃圾中转站主要负责压缩垃圾，是封闭式的，有着严格的处理工艺流程和卫生保障体系。在外面既看不到垃圾也不可能闻到味道，不大可能会在附近滋生蚊虫、老鼠。因此绝对能保证附近的卫生。”
　　陈作智最后表示，会充分考虑附近居民所提出的意见，一方面对现在的选址再做论证，另一方面重新考察周边地区的地理环境，在没有新的结论的情况下，不会动工兴建该垃圾中转站。至此，一场颇具硝烟味的争论暂时平息。
　　据深圳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多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深圳的垃圾转运站数量一直严重不足、质量也普遍不高，现有垃圾转运站基本上只是简陋的垃圾手推车汇集点，且开放时间较短，很难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如果根据深圳市环境卫生设施总体规划，全市还需建设(含改造)规模50吨/日以下的高标准小型垃圾转运站183座(含改造55座)。
　　深圳市城管局一位负责人担心，如果每个小区的居民都反对在住所附近建垃圾站，最终损害的是全体深圳人的利益。
　　公权与私权的博弈
　　在中国，大概没有哪一座城市会就建设一座桥梁和一座医院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实际上，这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和凸显着深圳特色。”深圳大学一位教授就此评论说。
　　这位教授表示，围绕一系列的选址之争所探索的解决之道，最终极有可能酝酿催生深圳公共决策领域利益争端解决机制的重大变革。
　　深圳市政府一位领导表示，“当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局部利益发生矛盾时，深圳市政府的立场一直很明确，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优先，但同时也要考虑少数人的利益。”
　　他表示，“工程最终能不能做，要按正常的程序来办，在看其是否能够通过相关部门审批的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获得市民的理解和认同。”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不顾实际情况漫天要价，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做法，深圳市政府也并非一味地退让。
　　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认为，有一些市民只顾权利，不履行义务，提出的诉求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政府按纳税人的意愿，进行花园、道路等公共配套建设时，市民享受公共产品的时候是种权利，但同时还有责任。”
　　李鸿忠表示，当政府进行公共配套建设时，有些市民无限扩大公民权利，只顾自己个体权利，不考虑公共利益，没有责任意识，对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百般阻挠。“对此，深圳不会容忍。深圳进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广大市民公共意识。”
　　李鸿忠认为，深圳必须加强普通市民公民道德教育，加强市民公共道德意识。“作为现代化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深圳不会允许没有公共利益意识的市民分割公共利益。”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也表示，一旦在环保、法理上立得住脚，深圳将坚决推进相关公共工程的建设。

1、           鼎太丰华业主反对创业路案例资料：

破坏创业路工地 鼎太风华3业主被行政拘留15天

业主角度的鼎太风华事件真相

      2、           西部通道侧接线案例资料

政府对业主博弈近两年

       3、           丰泽湖业主反对南坪路修建案例资料

马路能否近小区

深圳一业主率众非法集会获刑10个月

      4、           碧海云天业主方对滨海医院案例资料

红树林要建医院 深圳滨海医院听证会前夕的博弈

上两周有机会听了一下广深高速路景观改造方案。园林设计师侃侃而谈，说这段速生马占相思树长得密了单调了压抑了需要更换成园林化的做法，那段有水库田园需要扒开防护林让车上人借景，这边的山不好看要遍植草花，那边建筑难看要穿衣戴帽屋顶绿化，甚至隧道年久了也需要装修包裹一遍。这么算下来，不包括穿衣戴帽隧道装修，光树木花草也要好几千万。

也是上两周看到对中心公园准备花4.4亿进行改造的网络公众意见汇总，除了一些理解支持，也有很多反对和不理解。

深圳湾15公里滨海休闲带的总造价，两三年前定方案时要求控制在6个亿，现在据说涨到20亿以上，把管建设的领导也吓着了，定了个9.8亿的界限，超过就不做了。

这类项目的决策，设计和实施确实有讨论的必要。

中国城市GDP在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更以加倍的速度在增长。钱多了就要想办法花出去，最容易想得到也能看得到的花钱方式，就是做面上的事情。特别今年GDP增长预计不乐观，靠财政投资拉动也是最直接简便的办法。财政收入多固然是好事，但如何花在城市最有需求的地方，却需要一个更好的机制来帮助决策，比如是否要问问被收了税的人？或者这些人的代表？包括一些业界人士？这个六月的暴雨使深圳等南方城市局部地区饱受水患，富裕城市东莞的官员洪水之后对市政设施的评价是“看见的像城市，地下的像农村”，这是不是长期习惯将城市的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所带来的后果呢？龙应台也说过一个判断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办法：“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事实果然如此，看来这位女士不仅仅是当文化局长的料，若被哪个城市有心聘作城建局长或规划委员，想必也会有一番作为。

配合各个城市对面上的需求，中国特色的园林景观行业土洋结合迅速发展壮大。这种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视觉效果上作形式图案的过度设计，成为西方宫廷园林与中国爆发户口味的一种混合。你可以在任何城市的大广场和景观大道上看到这种鲜艳夺目的花草设计，可以在各种媒体的城市宣传图片上看到蓝天下作为城市前景的绿草如茵花团簇锦，也可以在google上看到各式的绿化图案。这种对视觉效果的过度关注，遮蔽了园林景观另外一些功能：比如生态、防护、游憩……

而在城市景观的建设实施上，也越来越短期化和项目化，则以一种工程项目方式在短期内完成，很少考虑可持续的分期实施与公众参与。而作为公共景观项目，分阶段实施和公众参与，却是景观项目的时间性（比如十年树木）和公共性特点所需要的。苏轼在杭州西湖筑堤种树形成后日的苏堤一景，想必没有专业的景观设计机构和施工队；左宗棠的军队西进新疆途中也就顺手做了日后传为“左公柳”的造林工作；以四合院为主的老北京城盛传从空中只看得见绿树看不见房子，这城市之上的绿云景观其实是满城百姓的共同创造；中国植树节采用孙中山的诞辰也是对中山先生以及国民党时期发动植树造林的肯定，但南京故都由于当下的道路拓宽和新的景观设计施工做法而在大规模砍伐前人的植树成果。

我认为景观最简的浓缩就是一颗大树和大树底下一张凳子，这是劳动人民都可以参与的事情而不必搞得太专业、复杂和隆重。特别是社区里头公共绿地的景观，最好就由居民相互商量着共建。每年植树节各政府部门都跑老远花钱派人去植树事后又不管，不如以后政府要做的景观工程都发动景观周边的居民参与共建和认养。这样无论是参与性、家园认同感还是公共工程的投资决策与规划设计，都会有新的改进。

补记：6月29日《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南路绿化景观酝酿“变脸”》，从题目就揭示了公共景观的中国特色——变脸。深圳路已经变了多少次脸了呢？恐怕没有人说的清楚。就不说香港97回归、千禧年等等这样的大日子在绿化、灯光等方面的“变脸”工程。最近一次“变脸”是去年路面重铺，本来要求规划部门研究景观改进同步进行，也完成了谨慎改进的方案，但由于赶不上路面工程进度，就失去实施的机会。现在换个主管部门，规划设计又要重编，项目独立进行，投资预算估计又可以弄个大数字。另外不明白两点：深圳道路设施（灯光、铺地、路牌、座凳、电话亭、候车亭、垃圾箱等）为什么不能先确定一些标准类型然后所有道路统一采购、实施和维护而要每街都要个别设计标准不同？为什么深南大道以西的中间绿化带不能种日后不用人维护的大树？

深圳大学在其校园东南隔着白石洲路还有一块三四十公顷的新校区，2004年扩校紧迫，做了一个封闭式的校园规划就着急上火地要大干快上。这个规划除了通过一个跨白石洲路的专用道路桥和两座人行天桥和老校园发生关系之外，其余都是大退线大绿化再设外环路与世隔绝，完全忽略城市为其预留的道路口、绿化、广场，不想和城市街区发生任何关系。

这几年来我都想促成他们修改规划，希望新校园能和相邻的高新区、虚拟大学园区有更好的对话交流、资源共享并共同创造这片城区的特色生活，但始终无法说服业主和规划师。

1983年给上平方公里校园划地时，那片南山半岛面向深圳湾的拐弯处还是一片城市郊外的滩涂烂泥，谁也没想到通过大面积的填海建设老校园成了被城市包围的大院，成了城市道路网络上的一大肿块。当年老校长罗征启的开门办学等诸多改革创新措施曾开一时风气之先。现在非但围墙大门建了起来，往南拓展的新校区也成了老校区伸向城市的又一孤岛堡垒。当然昨天学校来人所谈的观点从学校的立场也不无道理：学校就是希望安全、安静，自从没有围墙时发生了治安案件，没有哪位校长愿意承担开门带来的校园治安的风险，尽管这种风险依然存在于围墙内为，但有了围墙就代表着一种尽责。他们还告诉我现在校园里还禁止青年男女有拉手亲热的行为。我也听说曾有学生接受《深圳青年》采访说了学校缺点被学校组织全校追查问责的事情。

但事实无法被围墙隔绝，不断扩大地盘人数和围墙的深大24年从锐气逼人变得稀疏平常，而更晚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却迅速崛起成一流名校。难道说这和学校围墙以及围墙代表的观念一点都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