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劳动节那天和几个能量过剩者商议了一晚双年展，三天假期基本保持腰椎的水平角度。五四上班，有人做了头发，有人被公示有机会进步，有人愿意加入我们团队一段时间，一切都仿佛有新气象，于是中午大家聚餐纪念一下年轻。

一桌人环坐聚餐，我提议，每个人说说好城市的关键词或关键句。

阿玫先说，是“尺度”，这是建筑学专业的。阿捷说是“运作”，可见她对规划的协调和实施感触良多。老闫说是“开放”。广俊说是“文化”，同济规划的难得选这么专业以外的词儿。明哥说是“宜居”。林妹妹说是“继承”。小绵羊说是“活力”。学计算机的小彭说是“以人为本”。最近要过来兼顾帮忙的阿彤说是“适应性灵活性”。小郭说是“友好关怀”。刚从伦敦回来不久的新动力小徐说是“归属感认同感”。阿红说是“和谐”。小韩说是“特点”。大伙都把词儿快用光了，最后轮到我，我说最近腰不好尤其关注行走，认为“可步行”与否是衡量和体验城市的关键。

将这些词儿用英文对应和固定下来，分别是：scale, performance, open,  culture, livable, context, dynamic, humanity, flexibility, friendly, belonging, harmony, identity, walkable.

我说难得你们整天和规划成果打交道，不将规划文本里的功能合理布局有序几轴几带几中心说出来。反过来说，我们每个人对城市的认识和期望都是具体生动的，为什么一做规划就那么八股教条？看不出那些颜色和图表跟真正的城市与生活的关联呢？

我关心的步行，在这一天，和过去的一些天发生了关联。其中90年前的这一天，北京几所学校学生分头步行到天安门前，抗议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继而步行到赵家楼胡同，私闯曹宅，痛殴国贼。自后引发了以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前段董豫戆来深，也说到中国文化历经焚书坑儒、外族征服，但从没象五四那样，由知识界内部自我否定自身文化。近读许纪霖在《读书》上的文章，谓五四知识分子具备世界主义浪漫情怀，追求的是的世界大同的普适价值和公理，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这种世界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和数千年中国人“天下”观念是否一脉相承？

70年后北京学生仍和当年保持着一些关联。我记得当四月二十七日一整天的徒步归途中，分手的学生都纷纷约定五四再见。随后的五一劳动节假期，我和阿朱、袁仔去了山西大同和五台山，走访那些教科书上记载的古建筑，象最大的北魏云岗石窟、最老的唐代南禅寺木构佛殿、最高的辽代应县木塔、最险的浑源恒山悬空寺，当然，还有被梁思成林徽因传奇般发现的最具唐代气魄的佛光寺。我们开了学校学生古建调查的证明，五台山如林的寺庙都可以通行无阻。那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旅行，但我们没有流连忘返，还是从忻州赶路，坐夜班火车回京，去见证五四的约定。

赶回学校正是早上，听说人们已经出去，我骑上自行车就追赶。大概在中关村友谊宾馆附近，我追上了队伍的前头，正好看到几排武警组成人墙，要阻挡学生的前进。我把车仍到路边，加入了人群。人龙遇到人墙，双方也不打话，各自紧扣胳膊，积蓄力量。人龙的力量来自于人流源源不断的汇入、加密和暴涨。是的，面对几排绿墙的阻挡，联结在队伍前头的我明显感觉到来自后方力量的暴涨，并在窒息般的挤压中拔地而起，队伍象受潮膨胀的木地板一样隆鼓起来。武警坚强纠结的臂膀徒然松开，绿墙垮了，人流一时开了花似地漫卷，然后向前涌去，留下一地的鞋子。

那天鞋子被踩掉的我，估计是胡乱捡两只套上再走的。至于跟着走了多远，还是骑车跟着走了多远，还是隔几天再去取的车，我则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路与走路

关于走路的名言，如“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又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当下深圳城市里，恐怕要改成“城里本有路，走的车多了，人也就无路可走”，或者“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两者情形，分别有不可行走的深南路和人车冲突强烈的华强北路可以作为例证。

作为华强北片区的居民，我亲历华强北从工业区干道到商业大道的各阶段变化，觉得好几次的环境整治立面改造都没有触及华强北的焦点矛盾：节假日尤其汹涌的人流与无法取消的交通主干道车流的冲突。

既然让谁无路可走都是不公平也不现实，那么人车平交带来的冲突，就需要立交方式来解决；既然让车离开地面往上或往下走都比人来得复杂和昂贵，那么让人上天入地来过马路就是一种理性选择；既然要双腿爬上爬下为轮子让路会让人怨声载道，那么补偿的办法就是让地道和天桥扩展成商业服务的自然延伸，让逛街行为的舒适和连贯不因过马路而中断。这就是华强北立体街道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还基于这样的事实和感受：华强北已是世界电子元器件最集中、人流密度最高、天上地下空间拓展需求最大的街道之一；华强北电子市场间大量依靠小平板车做货物交流，极需要不用翻越车道栏杆和各种台阶地道的便捷联系通道；有一次我在华强北曼哈商场二楼，看到对面贸业百货，即时产生了从空中逛街过去的需求。

当然这个立体系统的建设需要契机，目前擅长并反复多次的交通景观综合整治及“穿衣戴帽”工程并不能容纳这种系统思维。五年前听到区政府在支持发展商开发华强北地下街时，我就想得赶快借这个机会系统解决华强北的问题而不只是修一个孤立的黑匣子作地下街，所以修地下街同时要顺便修地下共同管沟为华强北市政升级扩容、让地下街连接两侧建筑地下并通过下沉花园引入阳光空气和人流、将通风口出入口电梯亭等地面设施与公交候车亭书报亭小吃摊贩整合成设施/商业廊、由设施/商业廊衍生成二层过街和商业系统……这一想法得到张永和的肯定，他关注到的是通过设施/商业廊将超宽大街缩小对当下中国城市超尺度空间的积极意义，因而坚持在首届双年展上展览，并推荐参加了07年伦敦V&A博物馆举行的“创意中国”展。

随着地铁的加密，华强北地下日益宝贵，市政府终于将华强北地下空间开发提上议程。尽管有了以上设想，仍然需要更具体的设计，于是规划部门组织了华强北立体街道城市设计国际咨询。

因为是开放的竞赛，邀请和没邀请的都有参加，交了十四个方案。四月十八十九日，新加坡国立大学规划学院院长王才强任评委主席，带领崔恺、严迅奇、FOA合伙人Alejandro Zaerapolo、朱荣远、日本设计的冈田荣二、赵晓东、规划局徐荣、福田建设局罗允群八位评委，以及港大杜鹃、港中大廖维武、交通中心李锋、市政院王立新等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讨论和评选。

在喧哗与夺目的第一印象之下，褪尽渲染之图文故事，所有方案的对策建议都可以还原到街道剖面上。这个竞赛实质就是华强北街道因地下开发而展开的重点改进行走条件的断面竞赛。在很多选手由于华强北的复杂多样而兴奋地畅想各种道路和建筑的改造开发时，评委比大多数选手都更准确地把握了题目的实质，在第一天就将很多提出下沉/阻断华强北汽车交通和有些跑题的方案给淘汰了（如港大城市设计工作室要在街区开辟螺旋道路、日本GK将人流架到15米高空上行走、局内设计把车道下沉后的地面空间变成集装箱的狂欢、兴趣点在城市形态和密度的MVRDV则对华强北路一断了之、南沙原创通过分析认为需要的是在街口竖立有电插头鼻子的大象标志而不是空中步道……）

第二天针对选出的六家进行终评前，评委又进行了研讨。评委主席评价华强北基本是正确的it’s almost right，评委总的倾向于华强北改造及地下开发要谨慎，项目建设对街道运作的影响要降为最小，认为这轮竞赛方案都没有可以马上实施的，建议第一名空缺。最后投票结果，非常建筑2号方案（通过盖板将华强北变成5条立体街道）和筑博+work的6号方案（将6个过街节点放大夸张成6个蘑菇/灯笼型的标志建筑跨骑在道路中间）并列第二，都市实践+深规院8号方案（着重在华强北路以外通过空中街道来加强基础设施疏导）第三。

 

在大马路上如何为人的走路创造条件，看来是规划/建筑师陌生、头疼并将之复杂化的课题。我开始接触大马路是在北京。那时候的五道口、中关村，甚至清华南门进来的校道，车道两边都种着高大的毛白杨树，外侧是公路做法的用于雨天排水的沟洼，然后是宽大的可用来摆摊的人行道。从交通基本靠走的小地方来到这大马路北京，我也只好立即给自己置办了代步工具自行车，丁玲咣当地穿梭于校园内外，甚至远到北京火车站。

我自然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可以在大马路上走那么远的路。那天清晨8点多，与班上一些人拿着“实事求是”之类的布幅离开校园的时候，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行程和组织，三三两两，到隔壁北大汇合上一些人，就往城里走去。已经忘了走过哪些大马路，只记得走到天安门广场时，太阳已经西下昏黄。也没在大广场上勾留，队伍从广场出来，继续走长安街向东，到建国门往北，沿东、北二环路回海淀区。有些同学走不下去了，就搭车走了。剩下的人能坚持，和沿途路人的鼓劲打气，甚至送水送吃分不开。特别是经过二环上的立交桥时，队伍仿佛走进有好几层观众席的剧场，平面的夹道打气变成了立体的围观欢呼，我甚至记得有小痞样的扒在电灯杆上大声喊：“我爱你们！同学！”暴走疲惫的年轻人被这些声浪气场所振奋，昂扬地唱起《国际歌》。众人的歌声在立交桥洞中回响震荡，激发出悲壮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下去。学校也安排食堂师傅，炒好小炒，迎接那些半夜两点终于走回学校的学生。

那次北京大马路上的行走，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四月二十七日。大约十八小时的不停走路，是受这之前一天的社论文章的激发，也跟原本为汽车设计的立交桥被变成走路者的观礼检阅台和打气充电站有关。立交桥成为大规模行人的立体街道，这可是当初的设计师所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