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有着浓烈的市井气，每个中大型的住宅区附近，一定有露天或半露天的大排档，吃喝用品一应俱全，也许看起来不那么现代和进步，可是那种每天帮衬的亲切，方便和实惠，使超市比不了的。在深圳生活这么长时间，我深深热爱这个城市，可不得不承认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市确实有它虚伪浮夸的一面。我相信在深圳生活的外来人口，十年二十年以上的越来越多，这些人在深圳的奋斗目标就是能把一家老小都迁到这个城市安居乐业。我想，深圳的所谓移民文化随着时间推移会成为历史，在这个城市成家繁衍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多，深圳也会有自己的市井气。有国际化的建筑，也有充满生活气息的排档，才是一个真实丰满稳定的城市。我在街上走得多，感受得到正在升腾的市井气，你们这些为城市做事的人，有空清晨也去街上走走，那种感受是在图纸上，是在考察借鉴别国他乡所没有的。”

这是一个非城市建筑专业朋友给我的短信，恰好和我最近在沙嘴城中村体验有同感，甚至启发我思考——现代规划为何缺市井气，市井气如何从规划角度提供可能性？——或者可以归纳为“市井规划”的命题。所谓市，是交易或获得服务的场所；所谓井，是因为日常需要而积聚交流的空间。所以市井规划，实则是关于街道与公共空间的规划。而市井气，则是在街道和公共空间基础上，通过人们自由与自发的活动所积淀和焕发出的草根特征和生活气息。

沙嘴就具备这样的市井气，她有开放和密集的街巷来展开各种商业服务，从夜总会到茶餐厅到各种夜市摊贩；她有均匀和多样的公共空间：一片荔枝林下日夜热闹的健身和舞蹈场地、一个有戏台和篮球成为儿童和年轻人乐园的广场、一个静逸的街心花园。甚至那个排档货摊和电动车搭客者集中的三叉路口，都是沙嘴最有市井气的公共空间。

沙嘴的村民房有良好的间距和齐整的界面，基本符合规划标准准则的间距，可以开辟很多8米和3米宽的纵横商业街。所有临街房子首层的檐口都增加或正在增加可以设置招牌和灯光并为行人提供遮蔽的挑棚，这一整齐实用的改造，不知是哪位村民还是商家的主意，是值得变成村民住宅乃至城市临街建筑的标准与准则条款。

走在沙嘴的街巷，从容观察那些空间和活动，发现几乎都是对头的，能被挑剔的毛病并不多，除了那圈分隔广场的宫廷府邸式的高大铁栏杆。

二十年前在北京学建筑时，虽然并没有这么明确的城市意识，但还是感觉得到北京城市性的缺乏。那个从金代就作为首都之一建设的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塞满了各种军队大院、部委和大单位。封建堡垒象征的城墙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二环大道带来现代化交通的同时，也带来反城市的隔阂和疏离。虽然来自于缺乏城市体验的小地方，但我还是把北京比作一个放大的土围子。

我们西北郊的每个学校都是一个大围子。平时进一趟城，先得骑车出校园，到五道口、中关村或圆明园门口去搭公共汽车，来回也得半天一天。所以除了去美术馆，也很少往城里去。

也许春天有些例外。一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北方的春天总有一股勃发和释放的劲儿。特别是校道两侧高大的毛白杨开始在风中颤动抽绿的时候，校园里的人就开始忙忙碌碌蠢蠢欲动。

这年4月中，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虽是清明节之后，陆陆续续从天安门广场就传来些动静。23日追悼会我是怎么去的广场，已经没什么印象，也没记得什么人招呼组织。美院的学生紧急画了胡的大画像，摆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更多的学生在大会堂东门，通过广播收听里面的追悼会。其实无心读书的我也无心了解政治，更不了解高级领导人的为人和贡献，最多是为这位受86年的一些学生活动连累的前总书记感到可惜而已。

我想大部分学生一开始也是从众和精力过盛而来到广场的，但人群的集聚形成某种气场和期待，像个广场派对一样。之前的春晚相声好像就提到何不将这个世界最大广场改成农贸市场。现在想来，这个调侃某种程度说也意味着非规划专业者对超尺度空间的批评与对市井空间的期待。天安门广场前身有官员早上等候上朝的千步廊，如果不拆除而是直接开放和加以利用，想必就是一步行街，和一些庙前摊贩或景点前的旅游纪念品街差不多。有哥们现场就搞起了行为艺术，拉起一布幅，再一刀一刀地挑破，撕裂和分解。从前面传来一波波的呼号，起初以为是朝站着的人喊“坐下坐下”，好一会我才听明白是“对话！对话！对话！”。又有一些涌动喧哗不时从前面传来，也是回到学校从传言、海报和第二天报纸中才知道当时有三个学生代表跑到大会堂台阶上下跪，要求对话沟通。

26日社论出来，将广场上的活动称为动乱。

偶尔轻度的失眠不是一件坏事。兴奋的神经游走在大脑皮层的各个角落，甚至把陈年芝麻谷儿都抖翻开来。

这一晚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翻烙饼时，想着自己今后因为腰腿毛病步行范围将越来越小，便怀念起那些无牵无挂自由出行的日子。特别是20年前的1989年，于我是一个出行特别频繁和遥远的年份。当时曾经作过粗略的统计：似乎一二月趁寒假与同学来过深圳，在罗湖老火车站边的餐馆打过一周零工；三月份和同宿舍的老夏想到北京火车站任意上一辆车做一次漫无目的的出走；四月底五月初和两位老乡同学去山西看古建；五月底六月初和同学窜到杭州与黄山；七月八月走了趟丝绸之路，九月底十月初毕业设计跑到中苏边境城市同江……当然还有那年春夏从西郊到北京城的一次次远足。

我属于容易健忘的人，经常有熟人跟我谈起昔日做过的事情，我却头脑空白一脸茫然。趁这失眠搅动起记忆的尘埃，露出陈年往事的蛛丝马迹来，我觉得是时候把它们追索出来。尽管我还在为现在和未来疲于奔命，不想这么快就耽于回忆之中，但我更害怕记忆褪色愈来愈重之后的苍白。

这事儿从三月份就开始进入大脑，挥之不去。但苦于我的治疗和工作，无暇开始。三月份住院时，经常到医院所在的沙嘴村散步，也特别想将在沙嘴城中村的发现和体会纪录整理出来，也是苦于治疗和工作无法进行。

今天做完治疗，又到沙嘴走走。这个清明没有纷纷细雨，是真正的清明天气，城中村里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一片生机勃勃。我想起上个月哈佛的Marco Cenzati教授跟我说城中村可能不宜称作village in city——我觉得他是对的——很多新规划建设的城市非常反城市，沙嘴村却是比城市还城市。

二十年前的清明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已经忘记。在这之前的一两周，老乡兼同学阿朱告诉我有个叫海子的写诗哥们跑山海关卧轨自杀了。在那个没心没肺的日子里，我似乎没受什么刺激。也许我会想，这种死法够绝，和顾城有一比，但对于诗歌又能怎样？那时我不关心诗歌，也不关心柴米和学业。我和宿舍的老夏在三月的某个周末百无聊赖得紧，决定做一个没有目的的出走。我们说好，拍拍屁股就出发，去火车站赶上随便一趟火车，坐到随便某一站，下到某个陌生地方去游荡。我们也没什么钱，决定出发前先到食堂买上一些薄饼，好带着路上做干粮。不巧的是这一天食堂没有薄饼卖，于是老夏就打了退堂鼓，我们的出行也就流产了。

以下是针对“椎间盘中央型脱出压迫神经”我收到的各种建议和忠告：

动手术——西医

点穴推拿——杨中医

放松推拿大腿筋——王中医1

补肾、注意腰部保暖、加强锻炼——王中医2

早睡，睡硬板床——王中医2的徒弟

休息、系统治疗一段时间，腰部不宜推拿，需要可腰部注射消炎药水——肖医生

戴特别腰围协助减轻腰椎负重——范医生

推拿针灸消除肌肉高压疼痛点——尹医生

放血——某护士

倒着走——同事

吃“独一味”藏药——设计行业协会秘书长

补血气——女建筑师

请民间神医——刘建筑师

当一只手被橡皮管缠紧，手背上的青筋被约束加上拍打而凸显，酒精凉凉地抹过，然后一支利针突入皮下扎穿血管，将吊瓶上的液体通过每秒两滴的速度注入你的体内——这时候你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遮不扣的病人——尤其手背上的胶布固定着输液的针和管，人也就小心翼翼服服帖帖了。

其实这时候才把自己当病人都已经有些晚。汽车都有定期保养制度，人却没有。也许人有各种假期，但不工作并不意味着可以让身体得到适当的保养。在西医制度下，我们都是蔡恒公，要等病入膏肓有了症状能让现代仪器记录检测，才知道自己是病人。那个讳疾忌医的故事，实际上还包含了“大医医未病”的意思。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在未病的时候也要去亲近医生。

当然问题关键是，到哪能亲近到能医未病的大医呢？

尹医生说现在的一次性不锈钢针越来越细没有过去粗银针好，但一次次在背上进针时我总是自然地肌肉僵硬——那种如芒在背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也许一把大锥子扎下去还痛快利落一些。

十来根针扎在腰腿脚上，最后一根总是在屁股上扎下去，再转一转摇一摇，霎时所有的针成了电线杆，一股酸麻电流在针间传动——这就是无法用仪器观察的人体经络。

医生真的给那些电线杆接上电线，开关一开，我的扎针穴位就一下一下地跳动。一开始吓了我一跳，以为有人在我后脚上打拍子，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脚通了电在跳。于是每次都觉得自己像个被实验解剖的青蛙，没头没脑地受激抖动，极端的无助。

趴着，腰腿上插着针刺，像个刺猬。这时候最怕天花掉下来，或火警什么的大家要紧急鸟兽散。每次小护士拔针，我都一再核查：真的拔完了吗？她总是肯定，直到一次拔完针我翻起来活动身体，发觉腿有些疼，转头一看，一根针还插在足三里穴位上。小护士过来也为这一疏漏紧张坏了。另外一个年轻医生告诉我，还有病人带着针回去，睡觉才发现的。看来我还幸运。

三周治疗下来，和原来一样。领导也纳闷，就是给瞎子按两下都有些效果啊！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接受和习惯这一突出现象。好在通过这段治疗我较大的收获是得知椎间盘一般不会加重，随着时间人体水分变少里面髓核会越来越干涸，也就不会制造更大麻烦。

在医院旁小食店吃早餐时，一只猫走近来，坐在地上开始梳理皮毛。它一会儿将头扭到身后用牙齿推拿自己的尾巴，一会儿又弯腰勾头用舌头按摩自己的腹股沟。本来就噬脐莫及的我，这时腰板僵硬、神情艳羡地看着这个腰身如此灵活传说有九条命的家伙，觉得它是来给我示范、警示或者嘲讽。同为脊椎动物，我们却非要将这幅骨架竖立起来使用，除了增加超出设计之外的垂直负荷，还喜欢将这骨架安放在凳子上久久不动，让某些环节承担持久的应力。最终这些环节的突出裂坏，只能说明——造化给我们设计的骨架，还不能适应我们的习性。我们只能反过来，改变一些习性去适应造化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