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参加过n多次国内国际评标，我觉得迄今为止12、13日深圳人才园的评标过程是最精彩的。

但这个故事的前面还有两条背景线索需要交代。

其一是近两年深圳市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孜孜不倦争取将管理职能向前延伸到建筑设计行业、规划设计方案招投标及建筑设计审查领域，在其努力之下，深圳市政府出台规定自2008年6月1日起凡建筑设计方案招投标必须通过建设主管部门属下的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工程招投标平台进行，相应的招标管理办法可由规划部门制定提供。在没有新的管理办法之前的这几个月，仍按工程招标办法操作的方案设计评标出现诸多问题：工程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信息除一般以商业方式拓展业务的有国内资质的设计机构会留心外，无法吸引国内资质之外的更大范围建筑师的关注和信任，一些油水有限的小项目甚至无法吸引到三家投标人的最低数量。评标也是用工程招标的做法：从一专家库中抽签确定评委，当场打电话要求评委即刻到达，之后交出手机封闭评选。评选也是以商务标为主的各种量化指标的填写和统计。这种以不信任为前提防止作弊的评选方法把大多数优秀同时也会繁忙的建筑师吓得避之不及。有些评标的电话可能从上午打到下午也没聚齐评委；有些评标干脆退而求其次，请不到建筑师请结构机电概预算工程师来评。这种方法操作几个月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业主和建筑师的抱怨都很多。

作为政府人事部门运作的人才园（人才市场、考试中心与人事办公）的设计招标按规定当然也要纳入这一招标程序中来。首先设计机构的参与是通过工程交易中心发布信息公开报名而来，门槛是方案及工程设计双甲级。他们拿来符合条件的20来个机构名单，看看也都是一些大设计院，似乎也没理由说不好。那下面的关键则是评选了。他们认同目前评选存在的弊端，接受规划部门直接推荐评委名单，把评选从交易中心搬到规划部门来进行。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人才园的另一个故事背景是其选址和设计方案的演变。说来话长，这一项目最早应该是在2002年提出，最初选址在深圳中心区中银花园北侧临红荔路空地上。那块进深40多米的长条地被绿化起来，不留意都以为是中银花园后退的花园，却不料还是1万多平米的建设用地，建一个4万来平米的人才中心是绰绰有余，搭个天桥跨过红荔路往北就是莲花山公园，给人才们疏散休息也挺方便。虽然我主张中心区沿红荔路面向莲花山的建筑应该整合在40-50米的高度，两端转角处则可放宽成把门的塔楼。但是为了让建筑师有充分研究和表达的余地，我还是建议先做一个概念竞赛。包括马清运的Madaspan和都市实践在内的十五六个设计机构提交了作品，正值2003年春天SARS流行没人敢出门旅行，我让操办竞赛的水晶石公司帮着张罗了一场特别的网络远程评标会，美国的张永和、北京的崔恺、南京的柳亦春和深圳的评委一道，通过网络视频和电话进行了评议和投票，决定了进入第二阶段的5家设计机构。

5家设计机构正式竞赛没完成，这一选址因为需改变原法定图则规定功能和强度而遭到了深圳法定图则委员会的否决。规划和人事部门只好接受这一以非政府机构人员占过半多数的委员会所做的决定，重选选址到深南路边竹子林车辆段与福田汽车枢纽之间的绿地里，以人才公园的方式复合使用这片绿地（保证85%绿化覆盖和开放），并得到法定图则及规划委员会的批准。2004年新的竞赛直接邀请前面筛选出的5家机构来进行，一个从北侧深南路绿地直接起坡升起成为折面斜屋顶绿化、南侧则为简洁建筑立面的方案得到评委青睐和业主认同，建筑师是矶崎新事务所出来的年轻人助冈川。助冈川和北京院深圳分院合作都画到了施工图，中间周折不断。2006年人事部门领导更迭，新领导无法接受那些绿化折屋面看起来像长了青苔的隐性战斗机F117那么古怪，助冈只好另起炉灶改成公园/一级绿化屋面/办公板楼这样中规中矩的布局。不料这一项目在投资方式规模和产权上再次发生变数，在将公园和人才园作彻底分宗之后，业主部门最新的想法是重新招标。

而招标，也正面临着新招标规定的变数。也许是和这个项目的缘分吧，不忍心让那种封闭式评标法毁掉这个项目，所以建议业主方从那个封闭程序中解脱出来，请出吴家骅（深圳大学）、汤桦（重庆大学）、余加（中深建筑）、李念中（清华苑）、孟岩（都市实践）、钟兵（城脉）、张之扬（局内）、冯果川（筑博）这样的老中青豪华阵容来评议所递交的19个招标方案。

评标一开始，来服务的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还是按照他们平台的规矩暂时收掉评委手机。老愤青首先提名年富力强的李念中当组长并在李念中的一再推辞中获得通过，后来证明这是一项非常英明的提名，因为这个评标的组长必须具备超常的抗打击能力。

在业主介绍完标书要求后，我提请评委注意地段特点及城市设计的关注点：与以北的一层皮办公塔楼群形成反差，以南这段以汽车枢纽、地铁车辆段、未来污水处理厂及一些绿化等市政公用设施为主（可惜了这样的滨水土地用途），是目前深南路与深圳湾距离最短的一段，也是城市与海及红树林发生关系的关键通道。

也许和这一宏观提醒和认同有关，大家先从布局上来评价方案，相对集中紧缩让出空地或通道的做法，比硬撑或死堵整个200多米长边要受欢迎的多，前面几位发言似乎都挺有共识，缩小范围锁定目标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差不多是最后，孟岩开腔了，把刚开始获得好评的方案一一给毙了——“这种方案如果评出来，就不要说我是评委。” 他提醒大家注意建筑学的评价标准。也许和他参加过前面的设计招标有关，他对这一地段和项目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把大家从就事论事的评审氛围里解放了出来。

按计划下午的初评还是要缩小方案数量。投票统计出前六名，立即有评委对入围和淘汰方案的设计能力是否得到合理评价提出了异议。晚餐的时候评委争论更加激烈，据说从方案争到主义，老愤青跟前的盘子都差点飞向他的舌战对手。后来，主张不评派人数高达六人，对希望履行职责完成任务的评委组长等少数主评派构成极大的打击和压力。陪着吃饭的业主看着评委你来我往地掐架，最后的结果居然可能是流标，都慌了神，到处打电话搬救兵来劝说这班疯狂的评委。我十一点多接到求援，赶过去正好十二点，碰到评委们正要撤离饭厅。幸好他们已经从招标法规中找到一条建议从而达成了共识：如果评委认为方案对标书的响应不够理想，可以从中选出部分机构再做一轮方案。而业主也接受了这一折衷做法。

第二天上午的评选就和风细雨多了。大家重新换角度评选，投票出有潜力做第二轮的设计机构，再对新的入围方案逐一评点，并为再做一轮应该重点注意的因素做了总结：如要创新解读任务书、要考虑城市和深圳湾红树林间的沟通联系、要真正的生态技术、要有南方地域特点……

中饭成了总结会。我说虽然没有按预期评出成果，却有意外的收获，因此还是一次团结胜利的评标。最关键是业主也高度开放地认可评委负责的做法，高度接受评委的建议和高要求。这也是我碰到的最周密和虚心的业主。评标之前业主所有中层以上领导干部集体去看现场，到规划局看城市仿真系统，了解建筑的评判标准。评标中两位业主总是精心倾听，然后向当天晚上再次赶来评标会场的全体领导班子报告专家意见，集体讨论业主第二天的投票方向。并且最终承担推迟进度的压力（政府项目从来都是迫不及待只争朝夕），欣然接受评委再做一轮的决定。要知道他们可是人事主管部门，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建筑，我对他们的人事选择也感到乐观。

这单案例在招投标运作上的启示是：

1、           招投标信息尽可能公开（在建筑行业协会发布或创建专门招标竞赛网）以吸引更多建筑师没有门槛（不设甲级资质等条件）地报名参加；

2、           招标最好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可以是概念及工作计划提案，方便通过各种概念探索确定设计方向，并从中确定正式招标入围机构。

3、           应以信任为基础来邀请评委，并建立评委评标表现档案。评委结果及评议意见应整理后在招标网上公开。

周日在侨城创意园听设计节所请的纽约SHoP事务所创办人Christopher Sharples关于“走出事务所”的演讲有些意思。他通过探讨事务所与咨询顾问、业主、承包商间新的互动关系来推动设计创新，并以一系列的设计实践案例来佐证。我觉得他在纽约码头区开发项目的设计对深圳濒水地区例如蛇口海上世界就有启发。对清水砖新工艺的探索也给我留下印象。

昨日中午同事告诉我有人电话过来说捡到我驾照，不知是否有诈。

我一想，出门没找到驾照，估计是丢了。电话过去，对方仅说在侨城沃尔玛来取就行。

我赶过去途中，想想应该是周日参加侨城设计节在逛创意集市时丢的。当时人也不少，驾照及一些现金卡证在我屁股后兜里消失，莫非是集市里的小偷？一会是否还要讹诈一笔？考虑到这层，我拨通当地派出所，说了原委。他们愿意派人过来。

在侨城会上警方及便衣，联系捡证人。一个腼腆的小年轻立即现身，没说任何条件就拿出捡到的证件皮夹递给我。我问清原委要酬谢他，塞到他手里的酬金还被还回来，说都是有驾照的人知道驾照丢失的不便。

好人啊!还是好人多。特别他说是晚上十点在侨城创意园路上捡到，而我是下午5点多离开现场，其间四个多小时，真的是路不拾遗？

早在9月就收到署名荷兰住宅、空间规划与环境部空间规划司司长Henk Ovink的来信，说要邀请我为11月24日荷兰设计节接受Henk或MVRDV的Winy Maas采访。随后不久又接到与Winy到香港参加设计周的王秋元老师的约访。10月份还有广州冯原的研究生给我电话说收荷兰大使馆委托想访谈建筑设计行业情况，隔天又接到北京以网络建筑评论著称的i-FANG先生的电话，同样是代表荷兰使馆想访谈设计话题。

一时间我感觉似乎陷入一张由荷兰人在背后编制的采访网。而究其实，还是荷兰人想在设计上做更多的交流和输出吧。

左推右拖，上周四还是接受了秋元老师的访问，关于深圳规划，谈到晚上八九点饿得不行。

不料周日晚又让《城市中国》给访了一次，关于人居和住房，同样到晚上八九点，饿得不行。

昨天周六到广州的省美术馆看第三届三年展。“与后殖民主义说再见”，主题比较学术高深，句式也很是肯定自信。一个下午看下来，没看到后殖民主义的背影，也没看到如何告别或者是告别之后如何。当我脚酸腿软躺在珠江边的石凳上发呆，在音乐厅餐厅坐下回想，却只能得到一些片断式的印象，比如：上届之后再次出现的大芬村油画题材作品、古巴华裔题材的影像与装置、吴山专从北京去香港却从各地机场一路中转直至绕地球一圈的行为艺术、刘小东的青藏组画、探讨种子随历史事件的传播、黑色画框与吊灯的光明灯系列、用文革宣传画做天顶壁画的拉丁十字帐篷式教堂、用吉普车轮胎当滚筒从北京到广州一路在马路上滚印关于成功与失败标语、一个泰国人整理的深水埗记忆……当然还有更多让人无暇留下印象的录像投影。

其实我有些搞不清后殖民主义的后是反/新殖民主义还是什么东方主义。我知道的是中国现在做主的几代人，虽然经过国家对殖民与帝国主义的批判和肃清，但一不留神他们又热烈地主动被殖民：比如各地风行的白宫国会山式的政府办公楼、有西洋柱式的海关法院、上海外滩式的金融大楼、起外国地名的建筑楼盘、豪宅里的假壁炉……

馆长王璜生解释这个主题不是什么宣言，也是重在提出问题，能引起大家的纳闷和质疑也就达到目的。

其实三年展是顺便来看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中间人的牵线和王馆长见见面，聊聊2011年的第四届广州三年展与那年的第四届深圳双年展、第三届香港双年展相互联动的可能性。这年头双/三年展泛滥，时兴联动，像今年上海光州台北新加坡等几个城市双年展一起搞的“艺术罗盘”计划。穗深港若能够联动，不仅仅是时间上，在空间上，所关注的问题及主题上，应该可以有更实在和内在的关联。而且2011年正是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之后，两个城市的城际快速轨道将会连通，沿江高速、新的跨江铁路和公路也都实施，珠三角的一体化可以通过这些区域性的基础设施，以及联动的艺术城市建筑展览来体现出来。

即使没有联动，加强串门都有益处。至少我觉得广州三年展有固定场地和机构，其规范化方面是值得深圳学习的。

19日的研讨是关于深圳华强北地区改造更新。

这一在八十年代以中国电子企业集中的工业区，九十年代就基本实施了功能转型，成为电子市场、证券、购物、饮食、居住、少量工业与研发混合的片区。华强北电子市场和购物商场的超爆人气及营业额，刺激着这些老工业区的开拓者纷纷要推倒那些生意兴隆租金日涨的老厂房，来建更高更密的大厦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动作快能力强的业主已经完成从功能转型到这种形态的转型，但问题是，如果所有的业主都想实现这种增量3倍以上的形态转型，已经捉襟见肘不堪承受的原老工业区的交通、市政设施就更加无法支持城市的基础运作。即使连同地铁线路加密在内的基础设施能够扩容升级，能够支持的建筑增量也是有限的。

这又带来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有限的增量如何分配？所有的业主平分当然是一个看起来公平民主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因为增量有限，分摊到每个业主那里也许只有一倍多，离他们推倒重来的期望或者说收益平衡还有距离，因而有可能使每家业主都无法推行推倒重来的改造。

无法推倒重来当然不是件坏事。每家其实可以将这有限的增量用来改建扩建，连接、附生、填空或者加层……方法还有很多很多，有些已经在自发进行，未必合法报批，却事实上成为华强北空间与业态多样性的有机组成。

但依然没有人关注这种被逼无奈的多样性的价值。更多人习惯于单一的空间想象与利益计算：那就是推倒重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形象更多的面积更大的回报。能否给这种单一思维的人也有一种出路呢？出路之一当然是公关，谁牛谁先按自己的胃口切走蛋糕，后来者没公关能力者就可能没份分享城市改造的蛋糕。出路之二是将有限的蛋糕切分好之后允许蛋糕买卖，这样非要多吃多占的业主，可以出钱收购别人的建筑增量蛋糕，来凑够自己非要推倒重来所需要的建筑增量。而那些不进行推倒重来的业主通过转让自己的空间增量权利也能够获益。这是我希望在城市更新重引进和推行的“空权转移”制度。这次研讨会认同这一方法的专家并不多，更多从传统功能主义规划角度，认为有限容积率应该给那些符合产业发展和规划定位的地块。有个别专家则建议有限蛋糕既然需求者众，则应该用拍卖方式出让给最出得起价钱的业主。

对城市改造开发来说，最关键就是这种利益博弈时候的游戏规则如何制定了。政府和规划师都不应该为具体项目的推进操心，而是要拿出一套利益的分配规则来。至于改造方案的布局形态，就更是细枝末节。

当然老工业区的空间利益要做大，还需要政府在公共设施与环境上的进一步投入。交通堵塞、人车矛盾、市政缺乏这些都是公共问题。规划者除了制定规则，还需要给出要政府具体投入的公用事业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