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周末（18、19日）一连开了两个研讨会，因为这周的内外变化和忙碌，到这周末才能补记一下。

18日的研讨关于顺德容桂沿江工业遗址的保护和发展。

容桂镇政府按规划正在逐步推倒容桂水道沿江一公里左右的一些老厂房，将这片解放后逐步建设起来的工业、码头、仓储、宿舍混合区，现在视为破败落后的景观，重新建设成漂亮的滨江公园。这么一件看来再自然不过的、利国利民、在珠三角想必也经常发生的好事，不想惊动了据守在一栋废置粮储大楼里、每日以这片正在废墟化的景象为题材来画画和做影像记录的艺术家罗灵，以及他的其它艺术家同伴。他们仿佛从废墟里传出的另类声音，引起了中山大学艺术系教授杨小彦以及主管文化的顺德文体局一些官员的注意。接着中大的冯原、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珩以及他们的学生也被邀请以教学课题研究的方式介入进来。研讨会正是教学阶段成果与专家及地方政府部门间的一次交流。

第一次参加珠三角这样的活动，说明放眼全国全球改革开放的深圳，和珠三角其它城市的一种缺乏合作交流的状况。

除了各式老厂房，其实也就是随处可见的岭南老房子。沿着加高的江堤道路，能看到有花窗的老瓦房、简易的平房、三四十年前的现代高楼、天井式的密集宿舍……相对当下司空见惯的强调个人创意但在总体流行趋势下却呈现时代单调性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来说，这些老房子对城市学和建筑学的价值在于：

提供了城市空间与建筑类型的多样性；提供了被现在越来越多的日照消防等规范所禁绝的建筑之间各种关系的可能性；提供了建筑与街道及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我尤其感觉到这种建筑与人的亲近关系的可贵。现在的房子都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在地块中间戳着，和其它房子都要保持距离，被台阶、绿化、水池、保安甚至围墙簇拥环绕着，被光滑冰冷的金属、玻璃包裹着，总有一副拒人千里、闲人免进、不可触碰的架势。而过去的房子总有一种谦和的姿态可以让人平等地欣赏、对话和触碰。就从材料来说吧，这也许是我个人化的感受，过去的麻面青石、清水砖墙、砂浆批荡、掺沙的水泥地面和栏杆，特别是经年累月的日晒雨淋之后，像水洗布一样的质朴素净、吸水透气。你可以依偎触摸，感受这有生机的房屋皮肤。后来70年代的石米和水刷石，粗糙的做法尚可接受，打磨光滑的水磨石就开始变得疏远。接着80年代的马赛克、面砖，像爬行动物的甲片一样冰冷。90年代至今，则是金属板和玻璃的天下。我最不能忍受那些铮亮的户外不锈钢，特别是用作栏杆或雕塑的时候，让人没听到刮擦玻璃也要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是不是材料越平整光滑越不适合触摸呢？

所以我想表达的观点是：

显然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认为，公园和保留现状建筑是冲突的，两者只能选其一。要推翻政府建公园的计划，只能努力去阐述这些老房子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我宁愿比照生物多样性来谈建筑与城市空间多样性的意义，并且探讨作为公共空间这片公园如何效益最大化。如果政府能确定这片沿江土地是用作公园，那么是否一定要将土地平整再做成一个随处可见的绿草花圃式的公园？有没有比这种将现状铲除归零更有效益的公园做法？公园也是可以有些房子的，能不能更进一步可以有承载记忆痕迹和多样化建筑基因的房子？有很多老房子的公园是否还可以容纳更多？比如顺德从制造向创造转变的意图、比如风味鲜美的顺德菜、比如顺德人过去的剿丝自梳现在的龙舟武术以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当然全国已经有太多的798、8号桥创意园，多到已经没有创意。这片公园里的老房子做什么最好，虽然两个中大的师生展现了“创意中心”、“慢餐慢生活”等等想法，但我觉得建立一套让顺德乃至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项目策划、管理运营的机制和程序，才是创造和保持公园生命力可持续的最好创意。

南科大招标结果出来已有一月，现正推动规划第一名与另外三家建筑入围方案共同合作来修改规划总图。热心认真的Rainer专门从奥地利跑来参加了三天多的作坊。媒体对招标方案的公示也很感兴趣，为此还特地召开新闻会向媒体介绍方案。

尤其对所有方案激动不已的是投标参与者深圳大学的吴家骅教授。他看了其它方案后自言深受刺激，觉得招标带来设计的新空气，需要专门在他主编的《世界建筑导报》进行专辑介绍。主要表达两点：天外有天；当下还有很多为了探索而不是中标而来的“雷锋”、“黄继光”式的建筑师。

我也一直觉得评委没有很好消化点评这次的南科大招标成果。试着学习winy mass的评选经验，尝试着给每个方案起个名字，来归纳这些方案的特点：

节约土地、保护生态、促进交流是大部分方案的普遍主张，台湾大元事务所的13方案在前半部关于生态恢复的理论都讲得很好，可以归纳为“复绿大学”方案，但其努力让绿化进入建筑的结果是反过来让建筑普遍均匀地摆满在能建设的土地上，和前面的理论出现了反差。

将复绿节地的紧凑理论贯彻到极致的，是马达思班的15号方案，除了适当利用现有建筑作为宿舍后勤用途，马清运将五个学院的所有教学办公用房集中在一起，分三期建设三栋环状巨楼。在那天下午冗长的方案汇报中，那顶上插着风力发电风扇、周身披挂绿色植被、天井如巨穴的“绿塔大学”方案，给沉闷疲困的评选会场带来一股冲击，只可惜还冲击还不能穿越评委普遍坚固的脑壳。

对土地的集约使用需要一定的策略和形式，其中比较有效的做法是限定学校建筑发展的边界。1号方案和4号方案都采用了边界策略来控制学校建筑通常的散漫状态，前者采用的是我称之为城市街块的形式，可概括为“街墙大学”，属于奥地利Rpax则Rainer Pirker的作品；后者采用的是我称之为客家围龙屋的形式，可概括为“土围大学”，是深圳都市实践的作品。

另一种集约使用土地的方案比较另类费解。比如6号Owen Moss的方案，先沿北部原二线巡逻道筑坝来形成水面，再在水坝下方沿四条往南的山谷布置建筑。在与南侧东西向交通动线（主要连接两个地铁站）交汇处，布置四个分别代表不同季节日照方向的学生公寓中心。四个学院的建筑也以特定的类型（高的综合塔楼以及三边看台状围合运动场的公寓教室）并排在公寓中心南侧。我将这个结构清晰意图模糊的方案叫做“水坝大学”。

又比如12号香港IDU事务所的方案，一堆概念草图之后，是一个精致明艳的模型：在平面总图上以为是道路的一些细长弯曲的线段，在模型里才看出是腾空游走的建筑。除了线虫型建筑，另一主要的校园建筑类型是均匀摆放的小方塔楼。我将这第二个结构清晰意图模糊的方案叫做“点线大学”。

除了集约土地保护生态非常重要，令一组影响校园布局的因素是交往和联系，尤其作为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吴家玮，最关心从校园这一端到另一端的距离，以及校园各种人群的交往。非常建筑的5号方案提供了最传统的中国园林连接方式——长廊，并希望借助这种传统连接方式，营造一个避暑山庄式的“山林大学”。

深圳建筑总院则在各个被保护的遗址山头间另辟蹊径，设计了一个蜿蜒腾挪在各山谷可用土地上的折线建筑以及底部若即若离时而是架空层时而是平台的步行系统，创造出形态独特的“折线大学”。

这两种联系方式都没有得到评委的青睐，最后出场的16号深圳筑博公司方案提供了串联各学院并将公共设施与交往空间融为一体的二层环形巨构。这个“巨环大学”成了疲惫一天的评委的普遍选择。

香港许李严事务所的10号方案也是一巨构的“平台大学”，则是在主要的山谷里做一个人工地形的平台，上面再布置校园建筑。

来自伦敦的CJ.Lim则不满于评委对校园任意两点之间联系距离和方式孜孜不倦的追问，在汇报完毕感觉不到评委中有伯乐存在的可能之后，愤而将其总是精美别致的模型带离现场。他的11号方案采用了周期表式的土地划分方式、阿米巴虫式的棚架遮阳体系以及称之为生命线的绿化系统，这个“棚架大学”虽不能被评委理解，其构思的严密和表达的酷毙却是毫无异议的。

有两个方案采用了传统校园空间轴线的手法，其一是深圳大学的9号方案，强调教学、生活和运动三条轴线以及和西侧深圳大学的对话交流与设施共享。其二是重庆大学汤桦工作室的8号方案，将零散随意的保留建筑与宏大几何化的新建筑都组织在校园纪念主轴上。所以这两个方案可分别叫做“三轴大学”和“主轴大学”。

剩下三个方案，分别是：

14号香港王维仁的“再织大学”，强调对已有建筑与空间的适当利用和延续。“城市再织”urban refabric是王维仁在香港深圳双城双年展的策展主题。

2号中建国际的“城村大学”，强调将现有的城中村通过规划改造转变为大学。

7号南京张雷的“单车大学”，强调校园中建筑朝向以及单车使用的重要性。

法定图则应该是开放的系统，应该把其它专项规划都容纳进来。如果市政方面的内容成熟了，通过了，它就应该变成法定图则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法定图则再往下分类，现有的法定图则我们可以理解为法定用地图则，另外还可以有法定市政图则、法定空间图则等。这些内容全部合在一起形成“一张图”，叫法定图则。

规划的实质就是空间利益的分配，法定图则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尊重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业主的利益。当然公共利益是首要强调的，目前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设施考虑得还比较到位，但是足够密度的道路网络这一尤为重要的公共利益却一直容易被规划所忽略。

城市利益怎么分配要有公共政策和相关的标准，其增量及总量主要应该由市政内容决定，因为市政是最基本的支撑系统。现在很多旧改规划不是从支撑系统来研究，而是从改造成本来推算。其实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容量的问题，把容量计算出来以后才有后面的分配问题。而具体怎样实现公平分配也要有相关的政策，比如制定空权转移政策，保证在一定市政容量之下，空间发展权利有公平和民主的分配方式，并能够相互交易和转移。再比如空间奖励制度。实际上利益分配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公开化、规范化，即使是提高容积率这类问题也可以进行谈判，但是谈判是有条件的，例如可以实行容积率奖励机制，把对城市公共利益方面贡献和容积率挂钩。另外，可以考虑建立调节机制。就如同税收一样，如果城市规划给了对方很多利益，那么最终应该通过地价政策等方式把这部分利益重新分配，重新平衡。其实在图板上涂颜色这个工作不应该消耗我们太多的精力，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空间利益的分配政策上面。

    在公众参与方面，我觉得问题不仅仅是在参与公众的数量或是对外发布范围的上面。所谓公众参与，首先是利益相关人的参与，也就是法定图则编制范围内的业主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为城市规划是替这些利益相关人划分利益，如果规划在利益相关人不参与、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他们的利益给划分了，等公示结束了或是实施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并对利益的分配不满意，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上访投诉。所以公众参与应该有一个制度，能够保证利益相关人在规划过程中的参与，也应该有文件把过程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认可法定图则的规划是征求过公众意见的。

在提高法定图则编制的效率方面，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是规划资源整合。现在每个部门都在做规划，“规出多门”，其间的信息沟通不畅、效能相互消耗是导致规划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应该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建议把规划调整成类似三权分立的形式，也就是分为规划编制、规划执行、规划监督三块。所有的规划编制都归在一个大门类里面，即使现有的部门设置不调整，也可以在纵向上进行分工，每个人都可能是双重身份，既隶属于某个处室，又属于某个规划编制组，这样就可以由全局的各种专业人员组成规划编制组，专门负责各种门类的规划编制、审查，避免因人员调整、情况不熟、不同规划相互矛盾而导致的规划低效率。

第二是化整为零，动态编制。现在的法定图则分区是人为地为了委托方便而按照面积进行划分的，片区内部并没有内在紧密的联系，片区之间的联系有的时候可能更加密切，但是却被人为地分开了。所以，既然标准片区是人为地划分，那么编制和审查就不一定以标准分区作为框架要求“同进同出”。目前有些法定图则停了下来，就是因为极个别地块还有不确定因素，因为少数地块而连累整个片区无法通过。所以建议法定图则的审查不要按照标准分区为框架，而是以成熟度为标准。如果一个法定图则80%的地块都是普通问题，很快就能解决，那么这80%就可以通过了，剩下的20%硬骨头可以慢慢地仔细研究。

第三是建议法定图则切分到具体使用单元。现在的法定图则与使用者是脱节的，例如在土地划分上，法定图则最终的使用是一块地一块地进行的，但编制却不是一块地一块地进行的，所以编制和使用上就发生了脱节。对此建议在法定图则编制时要把单元切小到最后的建设或建筑单体所需的用地单元，而不是凭感觉总是切得偏大。第四是审查机制上要改变。市局主要审查总方向、总的城市设计、总的路网格局等等，这种审查应该在草案阶段就要体现，而具体地块的质量检查倒是应该留给最熟悉情况的人，也就是分局。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级别层层往上，分局审后送到市局，才发现大方向不对，需要进行大幅调整，这必然导致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