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道

    这两天有一件事让我比较兴奋。

    周六谢老师来电话确认评委主席之后，告诉我有个深圳的热心人愿意将谢老师的廉价生态房试着在深圳建一个，需要我组织技术力量帮忙。

    我立即有了一个抑制不住的主意。当那个深圳热心人告诉我是要建在横岗她家的荔枝园里的时候，我给她推荐了另外一个地方：某个市中心的热闹商场里。

    这位深圳狮子会分会的骨干、某商场的决策层、谢老师都先后认同了这个想法。技术力量嘛，我想到的最合适组合，是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生态建筑的专家加深圳大学建筑结构专业的师生，很快我也得到了这方面的积极回应。

    我甚至在想，做完谢英俊的体系，是否接着做更适合陇南有土没木状况的美国哈里里“沙包房”体系？甚至做一系列叫“土木再生合力造屋”的低技术低成本环保建筑在深圳的探索？并通过在深圳的宣传带动，集结更多的力量去支持这些技术服务地震灾区和贫困地区？

    这是比我周日加班开会讨论华强北改造更有谱更能看到进展的事情。

十七日晚深圳的一份新的时尚设计类杂志《里外》热心帮着张罗了一个关于新校园计划的论坛。本来想借此推动新校园设计竞赛的进程，没想到听说论坛后的小会出现了一些疑虑和分歧，次日的邮件出现了取消公开竞赛的声音。

这个链子若掉下来问题恐怕比较大。14日的《深圳商报》不请自来未经同意就把竞赛的消息给捅了出去，尽管里面的讲话都是随意摘抄张冠李戴，念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就算了。但报道已引起主管市领导的关注，这么多人的劳动也已付出，而且公开竞赛确实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我赶紧约请李、余、白、徐几位十八日紧急商量到半夜，中间远在纽约的朱同学也参与进来，终于有了令人清爽的明朗方向，特纪要如下：

1、   土木再生首先谋求的是做事，而无暇顾及登记注册，因此不应因为有对做事资质的疑虑而停顿对“新校园设计竞赛”的推进。土木再生始终会保持一种开放态度来与相关部门合作互补，但还应该保持自身独立推动事情进展的愿望和能力。

2、   土木再生应及时将先遣队与地方约定援助文县四个小学至今三周时间里所做的资料整理和竞赛准备工作，及时反馈回文县，同时让他们确认竞赛文件的学校任务书，并邀请他们参加竞赛活动，以增进沟通参与，增强信心，稳定项目。此事由三进灾区的志愿先锋徐帅负责。

3、   初步确定公开和邀请竞赛的共同评委由深港台三地建筑师组成，评委主席谢英俊。邀请竞赛机构由深港台及内地成熟稳重有影响力的8个建筑师事务所组成。这将体现“新校园”理念和学术水准。避嫌起见，土木再生核心建筑师被劝说放弃参加此轮竞赛。

4、   立即进行竞赛预告，争取月底正式启动，8月上旬踏勘现场，8月底9月初评选。

周六谢英俊作为评委主席得到确认，周日将此纪要精神和其他建筑师及慈善会代表通报后，基本取得最大共识。

事情又可以继续推进了。

甘肃暂时还是没去成。一是那边的村民自建房援助对象始终没有确定；二是这边行业来不及组织专家，尽管谢英俊那边及在探索低造价建房的华中理工大学都踊跃响应；三是规划部门车队的座位正好满了，仅仅加我一个人效益较差。当然尽管我觉得腰恢复的可以，但领导也不希望看到上十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后需要有人把我背回来。

7月7日

周一一早，到市政府汇报几个项目情况。华强北的改造开发动力日益强烈。可是面对华强北的人车矛盾问题，每个人都有主张，却没有任何的共识和系统的讨论。诸多建议包括车道下沉说、地下过街说、天桥过街说、沿街附加二层系统说，等等。我的地下地面及二层连成系统的立体步行街主张总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和接受度。最后领导说，要到现场一项项来决策。这倒是比纸上画画太多口水话的规划来得直接和实在，只是，规划准备好了适应这样的工作方式吗？我一点都不乐观，愁云如这多雨的季节，身心俱累时尤甚。

我现在开始站着使用电脑。我还在发明各种新的读报姿势，比如仰举、俯撑、蹲坐等，以便均摊腰背颈肩的受力状况。当然最舒适的方式，还是躺着。回来晚了累了，横在灯下的沙发上看报，还是一向最放松的时刻。

就在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刻，断断续续传来抽泣声，然后，是女人的嚎哭。

唉！人生之烦恼，无非是求不得，放不下。

7月8日

我正坐着办公室里发呆，进来一个人逮着了我。他的老板是我四五年前的一个同事，刚来过电话想查些资料。那人长得像《星球大战》刚嘎人，吧唧吧唧说了一通具体要求，原来要我去档案室为他们查找10年前的一份证书格式，说是另外的部门要看到当年的证书格式才给他们办事的。我当场被噎住了，心里想我怎么不在开会或开会路上呢？应该是部门领导体恤我行动不便才让我呆在办公室。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只好向那个喋喋不休的刚嘎人重复，说无法帮这个忙，让他另想办法。这么生硬地拒绝熟人的小要求，恶名肯定又昭著不少。过会儿想想也不能太冷漠了，就让小同事去档案部问问。小同事转眼回来，告诉我已有三拨人在帮忙找那份材料。

这两天还有一个老同学老说要来见我而老碰到我没空，后来电话上说只是想借我脸皮给别人看一看。

我正挣扎痛苦着呢，却要心平气和面对这一地鸡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下午两个大的设计招标组织工作也是我心忧的事情。

深交所和库哈斯用一栋240米高的“土”字形“钻井平台”将市中心区原高交会馆位置4万平米地块的中心给占领之后，周边四五栋办公楼如何与之匹配和抗衡，就成了规划设计的难题。第一家自作主张确定在“土”字形的“钻进平台”右前方插一枝大“丫”字——估计熟悉北京话的人会脱口而出：这丫忒土了！

不过这倒也给提了给醒，于是有了四五家联合招标的这个活动。本来规划主管部门可以网开一面让跟老库一样得过普利策建筑奖的建筑师直接受委托来设计，好在深圳凑出一片名动四方的“普利策公园”来。可各个业主都不愿直接委托，而希望招得一批方案，让其老板享受挑挑拣拣的快感。于是如何尽可能忽悠汤姆.梅恩、让.努维尔这样的普奖名师和其它高人来参加一个集体相亲式的招标，就成了三个多月来我和一帮业主及策划组织者定期劳心劳力的一项活动。

南方科技大学则是政府急于补救这个速生城市高等教育短板而着急上马的项目。在校长没有找到、办学具体要求模糊、选址已经建满村宅和厂房的条件下，要在10月底通过招标确定一流校园的建筑设计方案，我始终觉得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

何况，这两个项目正在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因为北京奥运的缘故，外国人限制进入中国。

7月9日

放暑假的儿子足不出户，整日与电脑、电视和书报为伍。花了好几天的功夫，最后才说动他随母亲去她所在企业有援助项目的地震灾区走走。早上送娘俩到机场，期待她俩能从灾区有所收获。

一直跟进光明规划多年的中规院深圳分院领导，也对新加坡公司的光明新规划表示震惊，过来与我们交换各自要提出的书面意见。除了逐一方面来比较新规划与原城市设计的优劣，他们还准备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文化创新的自主性层面来。

7月10日

规划部门愿意将专业援助村民自建房活动纳入政府支援甘肃灾区的计划和预算，特地约我和勘察设计协会秘书长来谈这方面工作如何开展。鉴于“土木再生”没有登记，无法作为法人机构直接承接政府的服务购买，所以商量好与协会合作开展“土木再生-设计支援”行动，以协会名义向政府报计划和预算。因为下周四17日规划局有规划团队出发到灾区，而协会也已派出人车出发到灾区建立工作站，我建议土木再生和协会赶紧组织专家工作队17日随团出发，同时协会的工作站在专家团队到达之前要落实支援对象。

因为我再三要求到灾区一段时间，晚上上司约我到茶馆坐坐。坐下来的结果，虽然我解释了——

组织土木再生是想让双年展更贴近现实服务社会而不是另立山头走火入魔；去甘肃只是想促进规划建筑专业能服务贫困地区而不是心血来潮一意孤行；要离开现有岗位也是在通过建章立制对业务有总结和规范的交代之后而不是率性而为不负责任；提出的部门职能改革是想从事务和个案中解脱走向业务的宏观指导和整体提升而不是工作推诿业务甩手；建议详细蓝图规划类别并入法定图则只是希望简化规划层次整合“一张图”表达而不是胡乱放炮搅局添乱；希望规划管理从专业及流程的细分及制衡走向专业综合地域统筹是提高效率减少内耗而不是不切实际异想天开；反对光明规划的新加坡方案是维持创新开拓远见而不是过气失落心胸狭窄……

但最终领导结了茶帐，将没喝完的蜜茶打包给我，离开时嘿嘿一笑，留下一句：“总之，甘肃还是不能去……去几天可以，也要腰好了。”

回去连夜向谢英俊等人发出17日组织工作队去甘肃的邀请。

7月11日

原计划的体检也因会议推迟了。但这一天到底开了什么会，做了那些事，之后再也想不起来。

下了班，拖沓很久，再孤家寡人回到一时独处之所，在窗外车河风暴般连绵不绝的喧嚣声中获得寂静。

这个疯狂的雨季使得霉菌疯狂生长，这片繁忙的工地使得灰尘繁忙飘落。

眺望窗外灯火阑珊，红云漫卷，在霉与灰中沉沉睡去。

7月12日

始终是要回归尘土的，好在还是在霉与灰中慢慢醒来。清理霉菌，收集灰尘，设想灰尘以及房间里所有遗弃字纸和包装材料的再生方案。徐冰扫集911纽约世贸大楼的灰尘来续写世鉴天书，蒋志在用灰尘来勾画思乡图象，刘家琨正在拿地震废墟做再生砖头。我的简单想法只是，在独居的时候不往门外排放垃圾。

在劳作和幻想中忽然错过了接机时间，匆忙赶到机场，刚好接到航班晚点从四川地震灾区归来的娘儿俩。

儿子不怎么愿谈灾区见闻，也不愿去看太严重的场景。他觉得即使有志愿者陪同遵道镇的孩子们开心打发灾后的时光，但看到十天半月志愿者轮换话别时给孩子们带来周期性的伤心痛哭，也认为对小孩子是不公平的。汉旺那座指针停留在5.12下午2点28分的钟楼，倒是给他印象深刻的历史纪念物。

熏倒人的厕所、鼾声震天的板房长夜、两天没有洗澡，这个12岁的城市男孩面对乡村艰难条件不想多说。但回到成都就狠狠浸泡在酒店浴缸里不出来，则充分暴露了这个城市动物的本性。

下午天气不错，可以坐在小区院子里看南方周末。我现在喜欢坐在冷硬的板凳上。

7月13日

周日得空，还是请人好好做了蜗居的清洁。腰身板直地坐在一尘不染的房间里，体验这空寂和无所不在的噪音。深夜里打开行业协会与土木再生合作支援甘肃村民自建房计划的邮件，感受着行动的一些阻力。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周，我会去到哪里？

6月30日

后来细想起来，这天早上，一个新的工作周的开始，似乎都很顺利。甚至因为起得早，还有时间做了几个疑似瑜伽的拉伸动作。难道是前两天一次从卫生间窗户伸手去够阳台上的煤气开关时伸展过度？抑或这段时间在沙发上坐卧过多？当我开车到达办公楼，屁股抬起要将我身体向左边横着挪出吉普车驾驶舱的一霎那，一阵闷痛从左后腰传来。如果细心，应该听到“啪”的一声，一根线拉断或者是绷脱的声音。

当时我只是觉得，腰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坐到下午下班，我久久陷坐在办公椅上，或者说是赖在那里——我怕坐起来的感觉。连领导电话安排我明天的一个会议都没有力气拒绝，直到我知道本来有另外的同事可以去。

7月1日

我在家呆了一天，也懒得上医院。这是老毛病了，去年针灸按摩了一周，除了倍加受虐待的痛苦，恢复起来比以前不去医院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而且按摩医师将我的老腰比作硬床板，我却不信将这硬床板交到他手里，推拿揉按还能给整回一张席梦思来。

但有人对我呆在家里很不满。那是我儿子，昨天刚考完期末试，这两天本来可以在家里撒开玩电脑游戏的，想不到会多出一个碍事的。

7月2日

按三天前土木再生会议的要求，我修改出一个慈善会重建明天基金与土木再生合作专用的“新校园计划”执行方案，增加了一个项目详细操作流程图。看着新校园Logo不甚理想，也顺手做了一个。

晚上土木再生又开会，刚回来的先遣队将甘肃灾区考察情况做了介绍。与慈善会等机构人员一道讨论确定了“新校园计划”在文县的四个启动项目：城关一小、哈南寨小学、东峪口小学、刘家坪小学。前两个定向邀请建筑师做方案招标，后两个则公开竞赛。

后两个公开竞赛的学校条件挺符合土木再生的理念：东峪口小学原来的村委办公和培训就在学校教学楼顶的加建层，新学校设计正好可以考虑学校设施继续对乡村社区开放和共享；山沟沟里一贫如洗让志愿者看了揪心落泪的刘家坪小学，给设计提出另外的难题：能否通过学校的设计来改变需要住宿和各自烧饭的师生们的生活境况？比如将位于重重山沟里的师生宿舍和厨房稍加考虑兼做山沟探险者的接待点以便让他们建立和外界的联系并带来一些收入……

7月3日

听说有去甘肃工作一年的机会，我抚摸着僵硬的后腰，考虑了五分钟，决定申请前往。我已经厌倦这个城市的宏大叙事与喧嚣叫板，以及工作中的低效和内耗，能到山沟沟里修一个厕所，也许让我更有做成一件实事的成就感，也更有益于我对生活和生命的再认识。

7月4日

腰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申请也没有得到支持。

上午新加坡人受另一个规划部门邀请委托来介绍光明中心区的规划工作——原先说是对光明已有规划按新加坡开发指导规划的格式进行成果转换，结果完全是另起炉灶，并且将光明规划倒退到现代主义规划和计划经济色彩的居住区理论实践中去，也就是说道路以高等级主干路为主，流畅宽大；配好区级和居住区的中心，住宅就是纯住宅不要混合其它功能——呵呵！香蜜湖、益田村、梅林村、侨城填海区……不已经是这么规划的么？华侨城、东海花园不就是学的新加坡么？

从叫板到跨海取经，最后落实到花四百万请新加坡和尚来为光明新城念经，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两个事实：新加坡是公认的乏味和缺乏创意的国度；从06年以来光明新城中心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系列活动已经汇集的全球创意建筑师（矶崎新、库哈斯、Winy Mass、Rainer Pirker、Cj Lim…）、著名院校（MIT、港大、清华大学…）及各方面专家（张钦楠、王澍、夏铸久、杨保军...）的智慧及创意。

当年国际咨询公开报名时，这家报了名却根本入不得评选专家法眼的的新加坡邦城规划设计公司，没想到却守着新加坡政府的大树，捡到了喊着叫板学习口号一头撞过来的深圳兔子。

很多深圳规划官员反映说看新加坡人的光明规划总图就是熟悉和顺眼；深圳交通研究中心的专家也通过计算屡屡认为中规院根据国际咨询优胜方案所做的光明规划满足不了汽车的要求——岂不知这两种说法都充满着悖论——越是熟悉和顺眼的东西包含创新内容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是按宜车原则优先解决好汽车出行问题（事实上也永远解决不好）就越是损害着绿色和宜人的城市生活。还有一种担心，认为优胜方案将开发量做“垂直城市”和“城市地毯”这样的两极安排，太高者如“垂直城市”投资和技术限制都难以开发，太低者如“城市地毯”因为包含现状建筑如要改造没有足够容积率也难以开发。因此新加坡方案的均质开发可以普遍适用和可行——这是一种更有害的想法，如果所有现状建筑和社区脉络都因为有足够容积率（事实上再多都难以满足开发的胃口）可以推倒重来变成高楼林立到处风行的地产楼盘围墙小区，光明也就没有任何创新特色和宜人城市生活可言。正是有高度和密度控制的“城市地毯”，使得现有建筑、街道和社区能够以一种逐步更替方式进行改造更新，从而保持了光明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城市生活的趣味与特色。

咳！为这事居然弄得当晚失眠，更觉得这腰不该疼，甘肃该去。

7月5日

越来越清晰体验到腰的运作机制，虽然以伤痛为代价并不是一件好事。

人体可看做是一件提线木偶，筋腱肌肉就是牵动骨骼活动起来的拉线，只不过命令来自于由神经连接的自个的大脑而已。不幸我的左后腰有那么一根线，因为久坐不动，老处于绷紧受拉或者搁置不用的缘故，总之就不管用了。于是当我要坐起来时，这根线无法将我的背拉住和扯直，只好呈现出一副虾米的状态。上了年纪的人显得佝偻和迟钝，就是腰部作为身体枢纽，其提线退化的缘故，这可以看做装扮老年人的一个秘诀。

腰背不好的人无法接受弹性原则。我的意思是，在坐卧的时候，如果需要接触的坐具卧具具备柔软的弹性时，那种不确定性会使所有失灵和不失灵的肌肉都拿捏不好力度，陷落失措，倍加痛苦。当然，如果接触的是柔软弹性的肉体，或许又另当别论。问题是，当你腰腿变得僵硬时，柔软自然已经不在了。

我把自己放平卧倒后，就总不想再竖起来。一段时间来，每天早上我总是有一种很强的念头，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只鳄鱼，缓慢地从床上滑下地去，四脚贴地而行。这时呈水平状态移动的脊椎得到另类的放松，做一只爬行动物的感觉也很好。

7月6日

周日上午是懒觉时间。早上电话把我惊醒，是陆泰来说和雷斯泰都到深圳了，想和我中午聊聊。老陆已是中国通，甚至电子邮件的中文信都写得很地道。中文名叫雷斯泰的Scott Lash努力用中文向我解释了他们未来十年将以深圳、孟买、迪拜等城市来研究新型全球化问题的超级庞大计划，以及他任教的伦敦大学Goldensmish学院的文化产业硕士课程。

晚上两位继续和都市实践的头儿们碰面，刚获哈佛设计博士学位的刘珩也冒雨从南沙赶过来聚谈。我们聊到川甘的震灾、瓮安的骚乱、上海的袭警以及奥运北京的紧张。当然也聊到我的腰。有人提到一种观点认为硬木利于腰腿也是中式家具优于西式的证据，另外有人介绍爬行或跪擦地板的保健及治疗方式——我不禁哑然失笑，奇怪自己感悟到的东西总是早已有人知道，但却总是没有早告诉我。聊到半夜，雨还没停，但这一天为接到次日紧急汇报通知而烦恼的时间倒是过得快了。

深圳对甘肃的援助扩大到三县一区（文县、康县、舟曲、武都），高规格的第二个政府团考察回来，看到当地90%村民房屋损毁。山区除了宅基地和口粮地，再没有多余平整的土地来摆放活动板房过渡安置；除了泥土，水泥、砖瓦、钢筋、木头都极度稀缺。受灾村民也不能一直坐等，在没有外力援助情况下，他们仍然会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来修补或重建自己的房子。能不能组织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到灾区帮助村民自建提高结构安全系数呢？规划部门的领导想到了土木再生正在组织的志愿资源。

考察团回来的第一周周一（6月24日）主管规划市领导和规划局领导就听取了土木再生的行动计划，希望土木再生在持久发展的同时，将近期工作重点和政府三年任务结合起来。第二天（6月25日）晚上规划局召集了深圳各大设计院老总和土木再生代表座谈灾区支援问题，希望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和土木再生尽快行动组织建筑师到灾区考察。当晚也是土木再生的一次会议，第二天土木再生组织的深港台三地志愿人员（深圳刘晓都、台湾黄茜芳和吴浩锐、香港朱涛、广州徐帅等人）就往灾区考察和接洽支援项目。我希望这个先遣队既是与慈善会合作的“新校园”计划的先遣队，也是支援甘肃村民自建房行动的先遣队。勘察设计协会也派出三名人员作为另外一支先遣队随规划部门的队伍前往甘肃了解情况。

我设想的专业人员支援村民重建行动是：

1、由有灾后重建经验和结构经验的技术人员作为先遣队（土木再生学术委员），了解当地资源、村民自建房的做法及援助需求，现场研究出村民能接受和可行的结构和建造技术改进方案，并概括成一些简单的规范、指南或手册，供后面大规模派出的志愿者参考；

2、在当地政府支持帮助下，在武都的陇南救灾中心建立援助村民自建工作站，主要统筹、接待和协调前往乡下的志愿者，在每个乡镇建立援助村民自建工作营，由志愿者入驻，每期2人3周；

3、志愿者的援助行动需要每天写日志作记录，并将援助技术方案放到土木再生平台上，一方面是志愿者间的技术交流，另一方面后方的学术委员专家可以远程观察、诊断和指导；

4、按三县一区（文县康县舟曲和武都区）总计18镇101乡1553村104万人约二十万受灾户，每乡镇2人3周一换总共三月共计960人次，每人平均费用3000元共计288万元取整数约300万。这些费用包括吃住行和保险，应该得到政府大援助盘子中的补贴支持。

但是政府很难理解民间志愿者的操作，以为志愿行动就是免费设计自己往灾区送过去就行了。政府的思维一般倾向于简单，如果志愿行动不能自动前往灾区解决问题而需要政府服务采购的方式来支持补贴，那么从减少麻烦角度，政府宁愿通过行政方式摊派给设计协会再分摊到各个设计机构。而民间志愿行动如果要承接政府的服务采购，又需要有正式的登记手续和法人资格，但这恰恰是中国民间组织从严管理难以走通的领域。

在这样的夹缝中，民间志愿行动艰难往前。27日朱涛在成都参加“灾后重建——建筑行动”时发现，全国专业志愿行动中，除了成都刘家琨工作室利用废墟材料和麦秆等添加物通过当地现成机器制造的“再生砖”项目和北京建筑评论家史建与美术界合作发起的“震后造家”基金项目，最有行动和阵势的就算“土木再生”了。朱涛说，“很多会议代表，包括刘家琨和史建，都认为‘土木再生’是迄今为止动作最快、组织层次最完备、清晰，项目定位最精确的组织。大家对‘新校园计划’也非常感兴趣，甚至开始有建筑师强烈要求加入。一相比较，我才更清楚地意识到‘土木再生’确实有很多别的团队不具备的地利和人和：地处深圳，城市有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开明的政府，紧邻港台公民社会，我们内部有一帮志同道合、又各有所长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可以互相取长补短，齐心做事，当然现在关键性的还有我们横向有慈善会这样的开明机构一起来开展实际项目，等等。”——也许这是一个多月来大家工余不断辛苦聚会的一点慰藉吧。

前方先遣队传来好消息，已和文县方面初步确定4所学校的支援建设。昨天开会慈善会的人说实际有四十多个学校等着我们一起规划建设，关键还是拿出体现双方共识的更详细精确的合作计划和项目流程来。这事谁来做？朱涛要去纽约忙论文并传播土木再生火种去了——看来更多头疼的事情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上周普林斯顿研究员庄梅林通过蔡定剑教授介绍来深圳研究规划公众参与课题，同事约我一起座谈，遂借助外人的关注和提问，粗略梳理了深圳城市规划领域的公众参与问题。

据我所知，深圳比较早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是１９９６年初在深圳市博物馆举行的《深圳城市总体规划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公示和意见征集。当时公众参与踊跃，反响很大。自此市规划部门就建立了重大规划进行公示和意见征集的惯例：如１９９６年８月的福田中心区核心地段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成果；１９９８年中信广场改造项目国际招标结果；１９９９年福田中心区城市设计优化国际咨询成果……直到最近的光明新区中心公园国际招标成果。

为了更好展示规划成果，2000年左右在设计大厦一楼开设了城市规划专门展厅，然后各区的规划分局也在办公楼大厅开设规划展厅，龙岗区甚至在最核心的龙城广场一侧建设了专门的城市规划展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之后上海、北京、重庆等城市的规划展馆一个更比一个大，深圳遂于2007年决定建造新的城市规划展馆。

这个规划公示展览的发展过程，只能说是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一个侧面，源于城市规划编制的专业程序以及政府的宣传习惯，由内及外，自上而下，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而少有主动的参与。据说北京市城市规划展馆内部有醒目提示，大意是本处展出的城市规划与市民住宅拆迁没有关联——这颇能说明城市规划的宣传展示与公众参与的另类关系。

1998年深圳学习香港规划制度，推出相当于控制详细规划的片区《法定图则》，与之配套的法规规定了《法定图则》的公众意见收集和处理的程序和做法，使得与市民房产利益直接相关的片区规划有了公众参与的法定途径。尽管《法定图则�